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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廣昌戰役失敗作為博古、李德統治時期結束的首頁來讀，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理由。因為廣昌之敗，漸漸地把張聞天推到了毛澤東的身邊。眾所周知，張聞天和王稼祥是毛澤東重新崛起的關鍵人物。
是實踐，是一次血染的實踐終於讓毛澤東"水落石出"了。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寫的一篇筆記，披露了這樣一段史實："會議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開衝突，是在關於廣昌戰鬥的一次討論。我批評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遭受不應有的損失，是不對的。他批評我，說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張聞天是怎麼還擊的呢?請看《張聞天傳》的一段敘述。
張聞天一向溫和沉靜，面對博古這種蠻橫態度，也無法按捺住內心的氣憤，當即予以批駁。他據理力爭，指出，普列漢諾夫在1905年12月俄國工人武裝起義失敗後責備黨，說什麼"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對武裝起義，以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勝利。今天批評廣昌戰鬥，是說同敵人死拼這種拼消耗的打法是錯誤的。敵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飛機分批輪番轟炸，地上有一個炮兵旅的大炮轟擊，兵力又強大於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想靠野戰工事來堅守陣地，怎麼可能?我們絕不應該單純防禦，死守硬拼!應該保存主力，用別的辦法戰勝敵人。這同普列漢諾夫根本反對武裝暴動有什麼相同之處?張聞天越講越激動：博古同志說我是普列漢諾夫，是機會主義，這是污衊!我堅持廣昌戰鬥同敵人死拼是不對的!張聞天在發言中還批評博古過於重用李德，說：我們中國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點主意。
博、洛兩人在會上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會也沒法開下去了，結果不歡而散。到會的其他同志，沒有一個表示意見。
這次衝突過後，又發生了什麼事?我們繼續來讀張聞天的筆記吧。
從此時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傳達李德的意見，說："這裡的事情還是依靠於莫斯科回來的同志，意思似乎說，我們內部不應該鬧磨擦。當時，我沒有重視這句話，現在想起來，倒是很有意思的。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擠我。五中全會後，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從中央排擠出去的具體步驟。後來又把我派到閩贛做巡視工作(項英從閩贛巡視才回來)，實際上要把我從中央政府再排擠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領導交給別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時期，博古等公開批評中央政府的文犢主義，在背後攻擊我。直到快要出髮長征以前，我才從閩贛回來。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我當時感覺得我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我心裡很不滿意。
張聞天這番話說得很誠懇，也很真實。不平則鳴。張聞天從閩贛回到瑞金時，毛澤東剛好也從粵贛回到瑞金。這時候，因為原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叛變，國民黨空軍轟炸了瑞金沙洲壩，中共黨政軍機關和要員都遷到瑞金以西的高地雲石山和岩背梅坑辦公和居住。毛澤東和張聞天都"處於無權的地位"，相互間慢慢地親近起來了。
毛、張這次歷史性的親近，廣昌戰役是重要的催化劑。
《毛澤東年譜》載：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鑑於廣昌失守後，國民黨軍日漸逼近中央革命根據地腹地，紅軍內線作戰已十分困難，決定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隨即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准，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夏季，為準備戰略轉移，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協定，由秦邦憲、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籌劃。
由此可知，作出戰略轉移決定到紅軍長征，整整過去五個月時間。
這次戰略轉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是機密中的機密，只有李德和政治局常委五個人知道。毛澤東、朱德這些政治局委員，一點都不清楚。
《周恩來傳》披露的一個細節，說明在1934年10月上旬，紅軍戰略轉移仍是個秘密。"鄧穎超那時患著肺病，經常發低燒，痰中總帶著血絲。她在行動前不知道這次戰略轉移的意圖，向周恩來談到：因為身體不好，不便隨軍行動，希望留在地方工作。周恩來說：這是組織決定的，個人不能改變。這樣，她就同董必武等一起，編在幹部休養連，帶病隨衛生部行動。"鄧穎超是周恩來的愛妻，職務是原中央局秘書長，她都無法在長征開始行動前得知戰略轉移的意圖，可見這件事的機密程度!
《周恩來傳》又載："陳毅當時負重傷，坐骨斷了，體內有許多碎骨，痛得不能起床，住在紅軍醫院裡，又無法開刀。他在10月9日給周恩來寫信。周恩來立刻下令衛生部長賀誠打開已裝箱的醫療器材，派兩個醫生給陳毅做了手術。手術後第二天，周恩來到醫院去看望陳毅，對他說："我們很快就要走了，中央決定你留下來堅持鬥爭。"也就是說，到了1934年10月13日，陳毅這個級別的高級將領，才知道主力紅軍要撤離中央蘇區的快定。
《毛澤東年譜》載：10月上旬，在於都接到中共中央有關準備轉移的秘密通知，派警衛員到瑞金通知賀子珍，中央已批准她隨部隊出發，同衛生部休養連的同志一起行動。同時，毛澤東立即趕回瑞金梅坑，召集臨時中央政府各部的領導人開會，布置善後工作，宣布和說明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決定。
作為政治局委員、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也是到了1934年10月上旬，才確實知道戰略轉移的詳情。
下決心走出中央蘇區，經歷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博古等作為決策者，必須要等到對保衛中央蘇區徹底絕望時，才肯把這樣一個計劃付諸行動。因為一且走出贛南這片紅色的土地，也就等於宣布了博古在政治上的徹底失敗。湘江戰役後，博古曾產生自殺的念頭，肯定是想早一點結束這種失敗的折磨。
在決策者尚在選擇之時，中央紅軍還在為保衛這片熱土而戰。
1934年7月上旬，國民黨各路軍完成築壘、修路的任務，開始向中央蘇區中心區實施全面進攻。
博古、李德等人此時並沒有考慮轉移，仍然繼續採取單純防禦戰略，命令中央紅軍主力及一切地方武裝，實行"六路分兵，全線抵禦"，企圖以此制止敵人向蘇區中心區域的推進。其實，他們只是寄希望奇蹟出現。
大路分兵的具體部署是：一、以紅三軍團第六師和六十二、六十一團、江西第四團，抗擊向興國推進之故;一、以第二十三師及江西地方武裝抗擊向古龍岡推進之故;三、以紅五軍團第十三師抗擊由頭陂向寧都推進之故;四、以紅三軍團主力、紅五軍團主力抗擊向石城推進之故;五、以紅一、紅九軍團和第二十四師抗擊向汀州推進之故;六，以第二十二師抗擊向會昌、於都推進之故。
作完這一布置後，博古、李德等又一廂情願地想出了一個"調敵減壓"的妙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