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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多餘操這份兒心。糧店還賣不賣棒子麵?”

　　  “賣!”

　　  “還是的。有棒子麵就行。……”

　　  他們的選擇都是不能相互取代和複製的，具有“藝術精品”的特徵。他們也因此而藐視敘述者距離生活太近的海派和其他派，以“潔身自好”的風度高蹈於文壇。從接受的角度來看，他們的讀者也是很少的，大體限於知識分子階層。他們所關心的平民是看不到也看不懂他們的大作的。京派文學家大多是平民出身，但京派文學卻是徹頭徹尾的貴族氣文學。這是由於京派作家在文化上成了地道的北京人，他們過著被哲理和詩意點綴起來的文化生活。易中天教授在《讀北京》一文中寫道：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學的，也是詩意的。因為中國哲學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並不來自邏輯推理，而來自人生體驗。體驗只能用詩來表達，生活也只有詩化以後才有藝術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滿藝術性，就因為他們總在做詩。或者說，總在做夢。做詩和做夢，有時並沒有太大的區別。如果說有區別，也就是夢有噩夢，而詩則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夢和史詩之中。這使他們雖然難免不切實際，但也確乎大氣磅礴;雖然難免自以為是，但也確乎圓潤渾成。北京人是有點油，但不淺薄。他們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話，也有歷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層的市井小民，也顯得(當然也只是顯得)相當有智慧有學問。甚至就連他們的世故，也因為是哲學詩，以至於最世故處反倒顯不出世故來。豈止是顯不出世故?沒準還有幾分天真可愛。北京人畢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傳者。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們怎麼也掉不了價。  

　　  而哲理和詩意，正是京派文學的精髓。如果說從京味文學中不容易看出貴族氣來，那麼從京派文學中是不難感受到那種“圓潤渾成”的。

　　  京味文學有兩層含義。一是題材的京味，即傳神地描繪北京地區的文化風俗。二是語言的京味，即使用純正地道的北京口語。這二者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描寫北京地區的風俗時，如果離開了北京語，就難以奏效。有些寫北京的散文，雖然事實都對，感情也真，但就因為缺少生動的北京語，或者對北京語表現得有問題，於是就不能列入“北京文學”的家族。例如林語堂的《說北平》，講了北平的許多方面，但就是沒有講北平的語言，結果等於是寫了一座“無聲的北平”，文章的價值大打折扣。郁達夫的《故都的秋》倒是寫了北京的語言，但是把北京人說的“一場秋雨一場涼”寫成了“一層秋雨一層涼”，還自以為很會欣賞北京話，真是大煞風景。江浙一帶的作家大多不能體會北京話的妙處，郁達夫如此，不懂裝懂的徐志摩也如此。其他如魯迅、周作人、茅盾、朱自清則老老實實，乾脆不寫。所以京味文學的作者主要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或者長期住在北京的人。否則，對北京生活沒有深厚的體會，是難以“知味”的。  

　　  有些京味文學與京派文學是一體的。例如汪曾祺就既是京派也是京味，林斤瀾也似乎二者都沾邊。很多作家只要跟北京有點關係，就有被列入京味或者京派的可能。事實上像劉紹棠這樣的作家不應當屬於京派或者京味的範疇，他所主要描寫的運河文化在嚴格的意義上不屬於北京文化，他最接近京味題材的作品可以說是《京門臉子》，但京門臉子畢竟還在北京的大門之外，“一出北京城圈兒，直到四十里外的北運河邊，都叫京門臉子”。而且他使用的也不是北京語，而是京東地區的俗語。只有像鄧友梅、蘇叔陽、陳建功、劉心武、韓少華、趙大年等人的創作，才是真正的京味。至於老舍和王朔，已經超越了京味而以一人成為一派，自應另當別論。

　　  京味文學既然是主要描寫北京日常生活的，那麼它的平民氣自然首先會引起人們注意。除了作品內容的日常性以外，作家姿態也充滿平民氣。京味作家不但出身平民，而且為人處世和寫作風格也具有平民色彩。除了曾經做過中學語文教師的劉心武，一般不使用官方話語。鄧友梅、陳建功都是作家協會的領導，但他們都很注意話語方式的隨和以及個人性，劉心武也逐漸擺脫官方話語的痕跡，追求自成一家。因此平民精神的確是京味文學的要素之一。

　　  然而京味文學的平民氣，與其他城市文學的平民氣有何不同呢?比如寫天津的馮驥才，寫西安的賈平凹，寫武漢的池莉，寫哈爾濱的梁曉聲，他們也被視為平民作家。相比之下，京味文學的平民氣，就顯出不是一般的平民氣，而是在平民氣的背後，透露出一股貴族氣。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首先表現在，對文化生活的眷戀以至迷戀成為作品的主要內容。以鄧友梅的《那五》、《煙壺》為代表，作品所寫雖是日常生活，但卻不是著重於柴米油鹽的物質方面，而是著重於精神方面。這種精神追求並不是“倉廩實而知禮節”式的物質滿足之後的追求，而是與物質生活水平無關的集體癖好，甚至倉廩不實也要知禮節，即越窮越要擺譜，用老舍的話說：“我們創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正紅旗下》第二章)例如韓少華的《遛彎兒》中寫道：

　　  “這遛彎兒，敢情不光圖個舒活腿腳兒。遛這麼一趟，見識多少東西呀，”一位退休多年的鄰居，昨兒個從地壇遛回來，說：“越遛，我就越開眼，開心，開竅兒了……”

　　  類似遛彎這樣的日常活動，在京味文學裡是作為文化內容來描寫的。再如蘇叔陽的《居住最高處》中寫道：

　　  正打歪著篇北京文學的貴族氣(2)

　　  那以後，調了學校。學校聲言沒房可分配，我就當了妻的家屬，住在有平房可供教師居住的中學宿舍里。這14平方米的碎磚泥牆紙頂的小屋，記載了我最精壯的歲月里所有的悲與歡。從我24歲住到46歲，22年的時光，含辛茹苦也罷，坎坷屈辱也罷，艱苦備嘗卻也同家人甘苦與共，養活了兩個兒子成長，那小屋刻寫著我內心的世界，實在是我最留戀的地方。我的許多作品都產自這間小屋，我在許多文章里深情地描繪我的這間小屋。這間小屋也接待過許多師友。張鍥兄該不會忘記在這間小屋裡坐在小板凳上品酒閒談的情景。還有外國朋友光顧這小屋，他們不覺這小屋寒傖，只記得了溫馨，大概妻在我們屋前種的各種花草和蔬菜讓他們覺得有濃郁田園風味和家庭的溫馨吧。

　　  以苦為樂，苦中作樂，正是孔子所說的“回也不改其樂”的真正的貴族精神。

　　  京味文學的貴族氣其次表現在，敘述態度的從容不迫。作品的敘事節奏一般都比較舒緩，不急於推進故事情節，而是重在“咂摸滋味”。敘事者對於保持作品的吸引力具有高度的自信，只管娓娓道來，而不過多賣弄新潮的敘事技巧。所以很多京味小說都有散文化的傾向，或者說是小說與散文的混合體。例如劉心武的小說《仙人承露盤》的開頭就極似文化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