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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恨水的改良取漸進之法。在具體的改良手法上，張恨水仍喜歡“以社會為經，以言情為緯”，因為這樣便利於故事的構造和文字的組織，這表現了張恨水“戀舊”的一面。同時，他又注意增加風景描寫和心理描寫，注意描寫細節等西洋小說技法，這表現了張恨水“求新”的一面。

　　  張恨水關於通俗小說的理論思考，既有與新文學陣營不謀而合之處，也有他自己的獨見之處。而新文學陣營更看重的是張恨水的“氣節”和“立場”。1944年5月16日，張恨水五十壽辰，重慶文化界聯合發起祝壽。數十篇文章盛讚張恨水，主要強調的是他“堅主抗戰，堅主團結，堅主民主”的立場和“最重氣節，最重正義感”的人格，這對張恨水的通俗小說改良產生了相當大的指導作用。

　　  張恨水從創作之初，就有一條對通俗小說的“雅化”思路。他一方面在思想內容上順應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在藝術技巧上花樣翻新。他先以古典名著為雅化方向，精心編撰回目和詩詞，後來發現現代人對此已不感興趣，便轉而學習新文學技巧，更注重細節、性格和景物的刻畫，在思想觀念上也逐漸淡化封建士大夫立場，接受了許多個性解放意識和平民精神。這使他成為二三十年代通俗小說的第一流作家。但在抗戰之前，張恨水的順應潮流也好，花樣翻新也好，主要出於使人“願看吾書”的促銷目的，儘管他有著個人的痛苦和對社會的憤慨，但他的創作宗旨並非是要“引起療救的注意”，更多的是把文學“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所以不論他寫作“國難小說”還是改造武俠小說，一方面在通俗小說界顯得過於時髦，另一方面在新文學陣營看來卻是換湯不換藥，依然屬於“封建毒素”。直到抗戰時期，張恨水通俗小說的雅化才飛躍到一個新的階段。  

　　  在創作宗旨上，張恨水把寫作從謀生的職業變成了奮鬥的事業。他宣稱要“承接先人的遺產”，“接受西洋文明”，“以產出合乎我祖國翻身中的文藝新產品”。他吸取新文學的現實主義創作理論和方法，接受新文學的批評和鞭策。這使得他抗戰期間的創作呈現出新的面貌。

　　  張恨水抗戰以後的中長篇小說共有二十多部。按題材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巷戰之夜》、《大江東去》、《虎賁萬歲》等抗戰小說，第二類是《八十一夢》、《魍魎世界》、《五子登科》等諷刺小說，第三類是《水滸新傳》、《秦淮世家》、《丹鳳街》等歷史、言情小說。他的抗戰小說追求“寫真實”，多以民眾自發組織的游擊隊為主要描寫和歌頌對象，因此引起當局注意，經常連載到中途就被“腰斬”。這類小說由於倉促求成，往往因為拘泥於生活真實而忽略了藝術真實，平鋪直敘，又急於說教，故而藝術性平平。其中《巷戰之夜》寫日寇狂轟濫炸，《大江東去》寫日寇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很有控訴力量。《虎賁萬歲》寫常德會戰中，國軍某師在日軍四面包圍下苦戰不屈，全師8000餘人只有83人生還的可歌可泣的事跡，因為以真人真事為依據，發表後引起了較好的反響。  

　　  相比之下，他的諷刺小說取得了較大成功，並且得到了新文學界的高度肯定。與民國初年的黑幕化小說和張恨水早年的新聞化小說不同，這一時期的諷刺小說貫穿著統一的敘事立場，即從人民大眾根本利益出發的正義感和深切的民族憂患意識，這是此前的通俗小說所達不到的境界。如《八十一夢》、《魍魎世界》，揭露貪官污吏巧取豪奪，武力走私，社會腐敗，全民皆商，發國難財者花天酒地、威風凜凜，知識分子朝不保夕、心力交瘁，下層百姓饑寒交迫、怨聲載道，這與新文學中巴金的《寒夜》，沙汀的“三記”等作品一道，共同構成了一部文學中的國難史。

　　  《八十一夢》連載於1939年12月至1941年4月的重慶《新民報》，1943年由新民報社出版。小說借鑑了《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及晚清譴責小說的筆法，用14段荒唐的夢來抨擊大後方的腐敗荒淫和空談誤國等惡劣現象。其中的《天堂之游》寫警察督辦豬八戒勾結奸商，走私偷稅。西門慶開辦了120家公司，做了10家大銀行的董事和行長，他的太太潘金蓮身穿袒胸露背的巴黎時裝，駕車亂闖，還打警察的耳光。而孔夫子卻絕糧斷炊，不得不向伯夷、叔齊借點薇菜餬口。《在鍾馗帳下》里有個“渾談國”，只知空談，不做實事，國破族滅之時，還在成立“臨渴掘井討論委員會”。張恨水在《尾聲》中說：“我是現代人，我做的是現代人所能做的夢。”這部書的悲憤和大膽引發了讀者強烈的共鳴，也引起了國共兩黨的重視。周恩來認為這是“同反動派作鬥爭”的好辦法，而國民黨方面則對張恨水發出了威脅，迫使張恨水匆匆結束全書。小說史家認為，“這是繼張天翼《鬼土日記》、老舍《貓城記》、王任叔《證章》之後，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奇書。它表明作家已同一批優秀的新文學家一道，對民族命運、社會陰影進行慧眼獨具的省察和沉思。”  

　　  《魍魎世界》原名《牛馬走》，連載於1941年5月至1945年11月重慶《新民報》。小說描寫了兩類牛馬，一類是奉公守法，甘赴國難的牛馬，一類是被金錢驅使，寡廉鮮恥的牛馬。兩相對比，反映出大後方嚴峻的生存現實。書中有句名言：“當今社會是四才子的天下，第一等是狗才，第二等是奴才，第三等是蠢材，第四等是人才。”這樣的一個世界，當然稱得上是“魍魎世界”。

　　  抗戰勝利後，張恨水離開重慶，回到北平。《五子登科》就寫於1947年的北平，揭露的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專員”趁機敲詐勒索，大發橫財，到處侵吞“金子、女子、房子、車子、條子”，變“接收”為“劫收”的醜惡內幕。至此，張恨水的政治立場已經十分鮮明，他所在的北平《新民報》因常有“反動言論”而一再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壓迫。

　　  張恨水此一時期的歷史、言情類小說，也自覺突出了時代性和政治性。《水滸新傳》寫的是梁山英雄招安後抗擊金兵，為國捐軀的悲劇。《丹鳳街》等讚頌民眾的“有血氣，重信義”。總體看來，張恨水的雅化過程是逐漸由消遣文學走向了“聽將令文學”，在創作宗旨和思想主題方面日益靠近新文學，而在具體的藝術技巧上，則不如抗戰之前用力更多。《八十一夢》的結構頗有獨到之處，《魍魎世界》的心理刻畫也比較自覺。但他的敘述語言不如以前流暢精美，生動的人物形象也不多。張恨水的通俗小說改良之路，其取捨得失，在現代文學史上給人們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正打歪著篇後期浪漫派：現代化的通俗小說

　　  在國統區新舊兩種小說的發展中，出現了一些介乎雅俗之間的新的類型。其中以徐訏和無名氏為代表的“後期浪漫派”，已經是相當成熟的現代化的通俗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