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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聞一多詩歌中有許多篇什與死亡有關。在他傳世的一共不到100篇的詩作里，在主題上明確涉及死亡的，就有《紅燭》、《李白之死》、《劍匣》、《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死》、《火柴》、《夢者》、《也許》、《忘掉她》、《末日》、《死水》、《天安門》、《飛毛腿》等十幾首。另外還有一些雖不明確指涉死亡但在具體詩句中對死亡有所描寫的篇什，那些詩句大多出現在詩的後半和結尾。如《愛之神》結尾：“呸!不是，都不是哦!/是死魔盤踞著的一座迷宮!”《心跳》結尾：“聽!又是一陣炮聲，死神在咆哮。/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出現“死”字的詩一共有20多首。

　　  聞一多筆下的死，首先是一種生命的完成，帶有鮮明的目的論意義。《紅燭》可以作為這種思想的代表。聞一多把紅燭分為“軀體”和“靈魂”，“是誰制的蠟——給你軀體?/是誰點的火——點著靈魂?”軀體存在的意義是為了燒出靈魂，否則，軀體就是靈魂的監獄。“燒罷!燒罷!/燒破世人底夢，燒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們的靈魂，/也搗破他們的監獄!”所以說，“匠人造了你，/原是為燒的。”燒的結果是“培出慰藉底花兒，/結成快樂底果子!”聞一多明確地總結道：“灰心流淚你的果，/創造光明你的因。”這裡，紅燭自身的死亡與外在世界的改變構成了清楚的因果邏輯關係。所以，聞一多實際上把死不看做簡單的死，而是看成轉生，看成另一種價值的實現。於是，他筆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義。《李白之死》寫李白蹈水抱月而死，心裡想的卻是：“我已救伊上天了!”《劍匣》寫“我用自製的劍匣自殺了!”因為“我的大功告成了!”《火柴》把一根根火柴寫成“櫻桃艷嘴的小歌童”，“有的唱出一顆燦爛的明星，/唱不出的，都拆成兩片枯骨。”《爛果》寫果子徹底爛透之後，“我的幽閉的靈魂/便穿著豆綠的背心，/笑眯眯地要跳出來了!”總之，聞一多的生命觀里，死亡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中間物”，它既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儀式，又是新的生命誕生的奠基禮。《色彩》一詩中寫道：“生命是張沒價值的白紙”，當上面畫滿了紅、黃、藍、粉、灰等五彩的生活內容之後，“再完成這幀彩圖，/黑還要加我以死。”  

　　  所以，聞一多筆下的死，或者給人奇異，或者給人怪誕，但並不使人恐怖，並不使人反感。聞一多1922年12月4日致吳景超的私人信函中有這樣一段話：“來信談及生死問題。這正是我近來思想之域裡一陣大風雲。我近覺身體日衰，發落不止，飲食不消化，一夜失眠，次日即不能支持。我時時覺死神瘦削的手爪在我的喉嚨上比畫，不知那一天就要卡死我了。……”聞一多將一種類似唯美主義的情趣貫穿在他的死亡意象中，經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但是又達到一種區別和超越了“惡之花”模式的美學效果。《夢者》一詩寫道：“假如那綠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夢裡迸出的星光，/那我也不怕死了!”《劍匣》的主人公“展玩著我這自製的劍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爛果》和《死水》都對喪失生命的客體進行了窮形盡相的描繪和雕琢，結果是使客體煥發出了嶄新的生命，爛果中跳出了豆綠的靈魂，死水裡爭艷著翡翠、桃花、羅綺、雲霞，可謂是“爛極生春”，“死而後生”。《末日》一詩更是全方位地發揮了聞一多的格律化技巧，從“繪畫美，音樂美，建築美”幾方面將死神寫得栩栩如生。  

　　  聞一多有三首懷念早夭的女兒立瑛的詩，即《死水》里的《也許》、《忘掉她》、《我要回來》。這三首詩寫得異常舒緩平靜，喪女的悲哀幾乎完全被詩人對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繪所洗淨。《也許》寫女兒的長眠是去聽“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樂;《忘掉她》說忘掉女兒“像一朵忘掉的花!/像春風裡一出夢，/像夢裡的一聲鍾”;《我要回來》形容女兒之死是“一口陰風把殘燈吹熄”，“一隻冷手來掇走了你”。這與後來高蘭的《哭亡女蘇菲》的風格是截然不同的，詩人似乎對死者所前往的那個世界懷著下意識的嚮往，寫死後如寫生前。

　　  由於這種目的論和“准唯美主義”的死亡觀，聞一多經常將人的肉體實存看成對靈魂的束縛和監禁。《紅燭》里將“靈魂”與“監獄”對稱，《宇宙》則說：“宇宙是個監獄”，《美與愛》里也寫道：“一心只要飛出去找你，/把監牢底鐵檻也撞斷了”，《心跳》更是一篇要“衝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作者的潛意識裡有一種“棄生向死”的衝動，《紅豆》中說：“我是吐盡明絲的蠶兒，死是我的休息”，《死》這首直接謳歌死亡的詩作更是發出盡情的禮讚：“啊!我的靈魂底靈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讓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讓我燒死在你心房底熔爐里!/讓我醉死在你音樂底瓊醪里!/讓我悶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顯然，詩人嚮往著一種壯烈的死，一種富於美感的死，他將這樣的死視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歸宿，“死是我對你惟一的要求，/死是我對你無上的貢獻。”

　　  聞一多有幾首詩寫到普通民眾的死。《荒村》寫戰爭後的村落“瞧不見人煙!”《天安門》以一個洋車夫的口吻寫軍警鎮壓學生，“咱二叔頭年死在楊柳青，/那是餓的沒法兒去當兵”，“聽說昨日又死了人，/管包死的又是傻學生們。”《飛毛腿》寫一個叫“飛毛腿”的洋車夫“老婆死得太不是時候!”而自己也很快成了河裡漂著的屍首。這些死的內容是不加雕琢，以白描的口語形式呈現的。這些普普通通的死在詩人看來沒有詩意，甚至有幾分令人擔憂恐懼，《天安門》最後一句寫道：“趕明日北京滿城都是鬼!”詩人不喜歡這樣的死，他在《深夜底淚》中說：“戰也是死，/逃也是死，/降了我不甘心。”聞一多喜歡以高音來結束，以超越來收場。他詩作中的轉折處喜歡使用問號尤其是嘆號，結尾使用嘆號更是成了下意識的習慣，聞一多以嘆號結尾的詩作多達五十餘首。這成為聞一多生命軌跡的堅實的讖緯。

　　  聞一多的詩歌創作生涯並不長，只是從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詩集也只有《紅燭》和《死水》兩本，此外的零星詩作屈指可數(《奇蹟》，《漁陽曲》，《教授頌》，《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時期的詩歌創作，決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選擇。聞一多屬於“詩與人合一”型的詩人，他的詩不是生命的餘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則是一首節奏強烈，富於“繪畫美，音樂美，建築美”的昂揚的詩。在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後，聞一多寫下了《文藝與愛國》，文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