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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小說的創作時間是20世紀50-70年代。與同一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大陸文學中那種有意否定傳統的傾向相反，金庸小說大力“弘揚傳統文化”，以傳統中國繼承者的面貌吸引了香港、澳門、台灣和東南亞等所謂“中華文化圈”的大量讀者，實際上成為大陸以外的一個“中華凝聚力”中心。

　　  金庸小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展示是在兩個向度上同時進行的。一個是從大處著眼，展示中華文化的多樣性、綜合性、融匯性，再一個是從小處入手，展示中華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藝術性。從大的方面來說，金庸小說廣泛地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國文化思想層面的各個組成部分，寫出了一部“三教九流”眾聲喧譁的文化交響樂。同時，他還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廣泛描寫了中國大陸東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異的文化風貌。他還進一步寫出了不同朝代、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傳統文化的起伏演變，從而構成了一幅動態的、立體的中國文化長篇畫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顯占據顯要的甚至主導的地位。《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都對主人公為民請命、為民鋤奸的正義行為持讚賞筆調，《射鵰英雄傳》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義無返顧、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揚到了極致。到了金庸的中期作品，道家思想、遊仙思想開始令人注目。《神鵰俠侶》可以看做從前期進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嶺，在這部作品中既有郭靖擲地有聲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以及郭靖夫婦為保衛襄陽壯烈犧牲，又有楊過蔑視宗法禮教、為個人愛情不惜與整個武林為敵以及單人獨劍四方漂游。《倚天屠龍記》和《笑傲江湖》則更明確地把個人自由問題設置為主人公的第一關懷。張無忌可以放棄明教教主——實際上是放棄了大明朝開國君主的地位，但是卻不能在四位年輕女性中確定哪一個是自己的最愛。令狐沖也是斷然拒絕繼承日月神教教主的位置而把生命、自由視為至高無上。在楊過、張無忌、令狐沖眼中，並非沒有正邪善惡，但是這些對於他們已不是“第一生命指令”，自由和逍遙才是他們的“黃金世界”。到了金庸的後期作品，佛家思想的氣息愈來愈濃，在《連城訣》和《俠客行》中，是非善惡已經開始變得撲朔迷離、標準難立，狄雲和石破天對於究竟應該如何做人，可以說自始至終也沒有找到答案，石破天連自己到底是誰也幾乎不能完全肯定。《天龍八部》更是集金庸所理解的佛家思想之大成，在這部130萬字的鴻篇巨製中充滿了“無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大悲憫，色空觀念、有無觀念等佛家基本思想，都以藝術方式呈現出極大的誘惑力。以至有學者指出，金庸小說可做佛教的入門書。深沉的文化內涵，是金庸小說能夠吸引大量高層次讀者的關鍵。  

　　  金庸筆下涉及到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化分區，從《雪山飛狐》中的雪山極頂到《天龍八部》中的蒼山洱海，從《書劍恩仇錄》中的新疆雪蓮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他經常在一些大部頭的作品中帶領讀者進行全方位的中國文化旅遊。例如《天龍八部》從雲南大理寫到江南姑蘇，然後又寫到河南、山西、浙江、寧夏、塞北、關東。金庸不但寫出了各地不同的景色、風俗以及人物語言，更寫出了各地文化本質上的區別，使讀者鮮明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版塊構成”。例如郭靖成長於蒙古大漠，黃蓉則成長於東南海島。蕭峰成長於中原武林，韋小寶則成長於揚州妓院。這些人物身上的個性都與他們的“水土”密不可分。讀這樣的小說時，讀者經常會覺得非常“過癮”，他們從中感到了中國之“大”，感到了作為中國人的自豪。他們會覺得擁有如此文化格局的中國，不論政治風雲怎樣變化，都是具有無窮生命力的，都是不可戰勝的。這種撼人胸襟的“大”的感受是從其他國家的經典作品和新文學作品中很難得到的。

　　  金庸所寫的中國文化，在時間軸上也是富有變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筆下，宋朝時顯得博大剛健，郭靖與蕭峰成為金庸小說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後，則顯現出氣象衰弱、難克重任。《倚天屠龍記》中代表道家的武當派和《笑傲江湖》中代表道家的華山派顯然壓倒了代表其他思想的眾多門派。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顯得酸腐可笑、百無一用。《書劍恩仇錄》中的陳家洛自負文武雙全，結果一事無成。《碧血劍》中的袁承志家仇國恨兩難報，茫茫神州無處存身，只得遠走海外，真如孔子所云“乘桴浮於海”。《鹿鼎記》中陳近南的大名天下英雄如雷貫耳，然而這位天地會的首領，外不能完成“反清復明”之大業，內不能平息台灣島內之黨爭，不但被韋小寶一再矇騙，而且最後死在一個平庸小人的手中，毫無一絲英雄的光彩。金庸所寫的中國文化，並非一味“弘揚”，而是帶有鮮明的分析與批判的。從時間、空間和內部組合等諸多方面，金庸從文化上寫出了一個“大中國”，但這個“大中國”只是中國自身歷史發展的藝術再現，與西方捏造和想像的所謂“中華主義”毫不相干。  

　　  上述金庸小說中這些“大文化”的展現是建立在細膩入微的具體描摹的基礎之上的。例如關於佛家文化，金庸可以說了如指掌，從而寫出來揮灑自如。《天龍八部》中一個不知名的灰衣老僧輕描淡寫就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給天下英雄們說法時，論述佛法與武功的關係說，練武功本是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達到很高時，卻又不屑於練武功了。這樣的話，對佛教文化沒有高深研究者是很難講出來的。再如《飛狐外傳》中圓性與胡斐分別時所念佛偈：

　　  “一切恩愛會，無常難得久。

　　  生世多畏懼，命危於晨露。

　　  由愛故生憂，由愛故生怖。

　　  若離於愛者，無憂亦無怖。”

　　  類似這樣的令讀者刻骨銘心的細節非常多。《射鵰英雄傳》中黃蓉為洪七公做過兩道菜，一道叫“二十四橋明月夜”，一道叫“好逑湯”，描寫得精美絕倫，令人垂涎欲滴，而且放射出奪目的中國文化光芒。許多讀者都能夠記得金庸小說中一系列饒有情趣的細節，那些細節往往就是對中國文化的典型展示。就連韋小寶的罵人話中，也散發著濃郁的中國文化氣息，那些罵人話是完全可以用來解剖中國的國民性的。

　　  中國大陸50-70年代的文學，出於“五四”新文學的美學慣性以及重寫歷史和歌頌新國家的需要，對中國古代的文化傳統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給讀者造成一種“開天闢地”的新中國景象。這樣的國民文學使讀者長期處於比較緊張的心理狀態，相比之下，金庸小說所建立的民族國家想像，則從容、厚重，更具長久的穩定性。“文化中國”是金庸小說作為國民文學的根本策略，在此基礎上，金庸對中國的民族文化、國民性和政治文化等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及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