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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句突然一轉，“星之空是鳥林”，好像電影鏡頭在蒼茫喧囂的海面久久徘徊之後，忽而一搖，展現出一個清新明遠的星光燦爛的夜空。“鳥林”意即自由的所在。“星之空”明顯是與“身外之海”相對立的意象，那麼也就是“身內之海”，指自己的精神天地。結合上面幾行和下兩行“是花，是魚，/是天上的夢”，意思是茫茫人海使人苦惱、煩悶，而只有在自己的內心深處，靈魂才能如鳥歸林一樣地自由翱翔。內心世界如花一樣純潔美麗(佛教中“花”的本義)，像魚一般自在逍遙(也可解為暗示“愛情的自由”)，然而這些不過是空中的夢幻而已，美麗但是虛無。

　　  第七行，“海是夜的鏡子”，表層意思是，大海能夠映照出夜的影像。實際上，“夜”字由於在頭兩行被納入了一個特定的思維邏輯，這裡就變成了“孤獨”的象徵。這樣，這句就是說，在茫茫人海中，我看到了自己孤獨的影子，就像在一面巨大的鏡子面前，發現自己形影相弔一樣。另一解，視“夜”為一般詩中“黑暗”的象徵，內心燦爛，人海黑暗，兩解同一。全詩共三大句，“身外之海”用第一個句號，此處用第二個，旋律很分明。這句緊承上句關於空虛幻想的感嘆之後，再一次彈奏出孤獨的主旋律。  

　　  第八行，“思想是一個美人”，作者在反覆咀嚼人海的苦水，孤獨的澀果之後，渴望尋找到一個安樂舒適的小島，那麼，只有回到自己的心海中來，玩賞自己意識世界的精緻之作。接下去幾行，“是家，/是日，/是月，/是燈，”這是描述在自己的思想、精神天地之中，可以出現完美無瑕的美好事物，美人是一個抽象比喻，聯想由此輻射，像家庭那樣舒適，像太陽那樣溫暖，像滿月一樣團圓，像面前這枝燈那樣是自己的知音。思緒飛騰一圈又回到眼前。這幾行對空幻的美滿境界的尋求，更加反襯出詩人在現實時空里的孤獨。

　　  最後三行，“是爐火，/爐火是牆上的樹影/是冬夜的聲音。”“爐火”是詩人在寒冷的冬夜裡取暖的用具，“是爐火”緊承上句，說思想還能像冬夜爐火一樣，在荒漠的人海中給詩人以光和熱。但是詩人馬上看到了跳躍的火苗，以及牆壁上伴隨著火苗忽閃不定的物體的影子，由此而想到，牆上的樹影歸根到底要決定於真實的樹的存在。“樹”本來並非佛教中的基本概念，但廢名作為“俗家弟子”可能用來指一種本體存在。佛家素有“身為菩提樹”之說。“牆上的樹影”意即一種虛幻的存在，因為這裡的“樹”一不能乘涼以平息孤獨，二不能使人修成正果，只能燒成虛無的記憶。詩人這句的意思是，精神世界中自造的爐火雖然也能給人以慰藉，但畢竟只是一種鏡花水月的幻影。連同下一句“是冬夜的聲音”，共同造成了一個“虛靜”的氛圍。佛家有句格言，叫做“無聲不寂，有色皆空”。這句詩可解為爐火在冬夜裡微弱的聲音，也可解為爐火如同冬夜裡微弱淒空的聲響一樣虛無縹緲。這樣，最後這三行詩就又回到孤獨的主旋律上，完成了一個“孤燈長想”的意境。  

　　  以上逐句解析了這首詩。把全詩十五行連起來看，仿佛是一支孤獨憂鬱的小夜曲。寒冷的冬夜，作者獨對孤燈，浮想聯翩。一會兒在想像的世界中得到撫慰，調子舒緩、安閒;一會兒又意識到眼前的寒冷、孤寂，發出輕嘆。經過兩次反覆，於抒情曲線中完成了全詩。

　　  由此可見，詩人所表達的思想感情確實有一定深度，既是30年代知識分子的普遍情況，又是超越具體時代的群體意識，存在著與讀者發生共鳴的客觀基礎。尤其是全詩製作精巧，結構渾成，語言純熟，意象準確，節奏張弛有致，韻律舒緩自然，因而，這首詩算得上是藝術水平較高的佳作。

　　  但是另一方面，此詩在意象上和用典等方面缺乏文學符號應有的社會性，人為地在讀者面前築起生澀之牆。其中的原因並不是作者在創作時有意雕琢，而是來源於廢名對詩歌的總體看法以及與此緊密相關的創作思維定式。比如說，廢名強調過：“詩不能不用典故，真能自由用典故的人正是情生文文生情。”廢名追求寫一種所謂“立體”的詩，這樣，他在把詩情轉化為詩文之時，就根本不會考慮接受客體。因此李健吾先生在肯定他“描繪的簡潔，情趣的雅致，和他文筆的精煉”的同時，說他“漸漸走出形象的沾戀，停留在一種抽象的存在”，“逃逸光怪陸離的人世”，“句與句間缺乏一道明顯的‘橋’”，加上愛用典，使讀者“收穫的只是綺麗的片段”，從而不能取得“更偉大”的成果等等。這些批評是十分中肯的。過分地玩賞感情世界那些精緻典雅的小“擺設”，就會使人覺得格調不夠高，境界不夠闊。魯迅先生也批評過廢名，說是“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此話雖然有些過重，但聞者卻應該深以為戒。就以《十二月十九夜》這首詩來講，廢名好像精心製作了一盞宮燈，可由於他把讀者推得太遠，人們很難仔細地觀賞，只能隔著茫茫的苦海，從遠處那枝孤燈上領略到一點浮光掠影的光彩。當然，這種情趣，也別具一番美學滋味。這也許就是廢名詩作的獨特價值吧。  

　　  評頭踩足篇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1)

　　  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國立北京大學雄渾而沉重的紅樓內，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禮堂內外擠滿了北京各高等學校的學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飄萍的記者朗聲道：“現在民族命運繫於一髮，如果我們再緘默等待，民族就無從救亡，而只有淪亡了。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應當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學發動起來，救亡圖存，奮勇抗爭。”眾人聽了，悲憤交加，有的頓足捶胸，痛哭失聲。一個學生走上前去，激動得說不出話。只見他“刺啦”一聲，撕下一大塊衣襟，舉起中指，一咬而破，揮指在衣襟上血書下四個大字：“還我青島”。

　　  便爆發了響徹整個中國20世紀的“五四”運動。

　　  如果說“五四”是20世紀中國的黎明，那麼這個黎明到來的時候,20世紀已經過去了將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長，從未有人界定過。假如沒有呼喚，沒有吶喊，黎明會不會自動到來?當人們呼喊過，撕裂過，衝鋒過，仆跌過之後，這便成了一個值得冷靜思考的課題。

　　  “五四”的意義，遠非趙家樓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潮甫歇的1921年來近距離地回瞥“五四”，就會發現，剛剛過去的五六年，已然從文化穹廬上撕下了一塊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國，開始呈現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氣息。所謂“五四”，並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個日子，而是古老的中華文明“靈童轉世”，進入一個生機勃勃的嶄新文化時代的胎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