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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強調老舍的大眾文化意義，並非認為老舍就完全是與新文學同床異夢。在新舊文學之間，老舍當然屬於新文學。只是從這個角度來看老舍，使我們擴大了理解新文學的空間。新文學的偉大，在於它是不斷擴展的，是不斷自我批判的。新文學的自我更新，包括容納了老舍這樣的作家，促使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舊文學也要不斷更新。這樣，整個現代文學就進入了活躍繁榮的狀態。沒有大眾化追求，就沒有現代文學的繁榮，就沒有現代文學的大多數經典之作。被公認為代表大眾趣味的張愛玲提到對自己影響較大的作品時，是把老舍的《二馬》與鴛鴦蝴蝶派的《海上花列傳》並舉的，她這樣來看現代文學是很有意思的。即在某些情況下，不考慮階級、流派，而只考慮大眾的“藝術評分”。其實“六巨頭”也正是大眾藝術評分的結果，一切“經典”都不是“專家”所能夠欽定的，經典最後是由大眾決定的，這也就是作品要“活在人民心中”的道理。老舍是活在了人民心中，包括代表人民利益的學者心中，所以他相信自己作品的價值，所以他在受辱後能夠勇敢地自殺，他用不著依靠苟活長壽來影響乃至竄改對自己的歷史評價。

　　  理清了上述思路，老舍的大眾文化意義就豁然開朗了。  

　　  老舍是來自大眾的作家，要從大眾生活的角度來認識他。當然，誰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大眾，如同趙樹理、張愛玲一樣，老舍代表自己那個地域和階層的大眾，即中國北方方言區的普通市民。不理解這些市民的生活，隔膜、鄙夷、恐懼或是敷衍，那就不能理解老舍。

　　  老舍忠實於自己的大眾立場和趣味，沒有因為教育的影響和地位的改變而背叛。很多下層出身者上了大學就一心要鑽入“上流社會”，以過去的背景和趣味為恥，不明白忠實於原來的立場可能才是真正的“上流”。我們應該研究為什麼老捨身處主義和思想的叢林卻能夠“獨立不移”，來自大眾的精神價值如此強有力嗎?

　　  老舍在內無個人策劃、外無集團援助的情況下，以大眾性獲得了成功，這充分說明大眾文化的偉力，代表大眾心聲的東西是遲早要大受歡迎，誰也壓制、防範不住的。專門靠陰謀策劃、GG包裝、賣弄術語或辱罵名人而“出道”者，終無可觀。

　　  新文學迅速把老舍引為同道，是新文學和老舍的“雙贏”。設想假如在老舍回國之前新文學的某位批評家一激動，將老舍痛罵一頓，那是何等的損失。老舍主動向《小說月報》投稿，這已表明了他的投奔之心，《小說月報》惟才是舉，這表明了新文學的海量。當今的文學刊物大多只用約稿，對自由投稿百不用一，不但造成埋沒扼殺人才，而且這些人才在其他領域成功後，往往會對文壇實行盲目的報復。  

　　  老舍把自己的大眾情感方式和審美趣味與新文學的人道主義和國民性批判等主題進行了巧妙的拼接，既為新文學小說灌注了強大而新鮮的生命力，也切實提高了大眾文學的境界和層次。老舍的成功，是20世紀中國文學“雅俗互動”的一個絕好例證。老捨實際上自覺和提前做到了毛澤東所講的“普及與提高的結合”，他在50年代成為解放區作家之外惟一遊刃有餘的高產作家，絕非偶然，也不是簡單的熱愛新社會就能夠做到的。他在藝術上早為這一天做好了準備。

　　  老舍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歷經“改朝換代”而長期不可動搖，這又一次充分證明大眾性的文學是可以成為經典的。老舍自己說：“寫通俗的文藝，俗難，俗而有力更難。能作到俗而有力恐怕就是偉大的作品吧?”(《未成熟的穀粒》八)老舍自己就是作到了“俗而有力”的。不但文學作品是這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也是這樣。第一流的東西總是“俗而有力”的，如荷馬之吟、但丁之曲、屈平之賦、李白之詩。“雅而有力”者也很好，但求雅則需含矯飾，其力必弱，故總是第二流的。至於無力者，無論雅俗都是三流的，只是俗而無力一望便知，雅而無力能夠蒙人罷了。  

　　  當今中國文壇的衰微，重要的不是缺乏魯迅這樣的大思想家——魯迅的思想還足夠我們使用“五十年不動搖”的——重要的是缺乏老舍這樣的“大眾良心”。我們現在有不屑於給中國人看、專門準備到外國獲獎的先鋒文學，有編造陳年掌故、表示自己有高深傳統文化修養的遺老文學，有大款文學，有蕩婦文學，有流氓文學，有幫閒文學，有黑幕文學，有鴛蝴文學，有咬牙切齒的反革命文學，當然也有怒火滿腔的反腐敗文學，但是我們很少有關心“駱駝祥子”和“月牙兒”的文學。當成千上萬的外國人看了電影《一個都不能少》淚流滿面時，我們不少中國的批評家卻指責張藝謀“又在暴露陰暗面，丟咱中國人的臉”。可惜張藝謀只能代表電影界的“大眾良心”，小說失去大眾已經很久了，詩歌更不用提。既沒有魯迅和金庸，也沒有老舍和艾青，中國當今的文壇真該像電影《黃土地》中那樣發出求雨的呼喊了：

　　  “海龍王，下甘雨，清風細雨救良民——”

　　  (本文系老舍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於《南方文壇》，並收入京華出版社《走近老舍》一書。)  

　　  小生常談篇老舍的散文語言

　　  始於“五四”前後的現代散文的藝術空間，群星輝映，爭奇鬥妍。名家們風格獨具的作品使我們從各個角度分別得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審美享受。但是在語言上，多數作品我們一看便知是那個時代的產兒，是文言的統治剛剛被推翻，白話文正在咿呀學語的時代的產兒，無論文章多麼精美，總令人覺出一種紗屏似的隔界之感，使後人難以在語言方面進行直接的借鑑。我對現代散文園地進行了一番走馬觀花的巡禮之後，惟獨覺得老舍先生在語言上可以對當代作者進行直接的播音。當然我並非認為老舍的散文成就在整體上超過了同樣令我敬佩的其他散文大師，不過是企圖談談對老舍散文語言的一點拙見，也許能對今天的散文作者有所滋益。

　　  老舍先生是一位當之無愧的語言大師。他在語言藝術上的造詣，可與魯迅、侯寶林等任何一種藝術領域內的巨匠相媲美。他高超的語言技巧當然首先表現在小說和戲劇中，但眾所周知，沒有什麼體裁是老舍所不能駕馭的，他是中國現、當代文場上的全能冠軍。他寫的雜文僅在抗戰前後就達數十萬字。不過一是因為被其他方面的偉績所遮沒，二是因為老舍本人那有口皆碑的自謙，他曾在《答客問》中說：“在我快要與世長辭的時候，我必留下遺囑，請求大家不要發表我的函信，也不要代我出散文集。……究非精心之作，使人破工夫讀念，死後也不安心!”所以學界一直對老舍的散文，未能在整理和研究方面給予應有的重視。實際上，老舍的散文，不僅能側面反映他小說的許多風貌，而且本身就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尤其是在語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