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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的中國，由於建立大一統現代化強國的需要，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問題，中國進入了幾千年來民族政策最先進的時期。中國政府推行民族平等方針，對少數民族充分照顧、援助、尊重。但是在文學上，對漢族文化本身卻缺少批判，把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歧視都歸罪於以往的統治者。實際上給人這樣一種觀念：即少數民族自願地團結在漢族周圍，共同建立起偉大的中華文化。這裡忽略了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鬥爭，忽略了漢族給其他少數民族帶來的文化壓抑。實際上仍然帶有比較濃厚的漢族中心主義色彩。在50~70年代有關少數民族的文學中，少數民族被簡單地描寫成善良勇敢、聰明美麗、能歌善舞的一種卡通式形象，成為反襯漢族文化先進的鏡子。金庸小說相比之下，境界顯然更高一籌。
點金成石篇金庸與國民文學(3)
三國民性批判
金庸小說貫穿著一條國民性批判的思想線索，因而超越了一般的迎合讀者趣味的通俗小說，自覺擔負了重建國民精神的任務，客觀上與新文學遙相呼應。
在金庸的作品中，與大力弘揚中華文化相輔相成的是，他不斷解剖和反省中國文化的各種弊端，特別是對以知識分子氣為代表的國民性進行深刻的批判。這些批判有時是與對漢族文化的批判結合在一起的。
例如金庸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中，主要的群體形象是陳家洛所領導的紅花會。紅花會志在推翻滿清統治，人才濟濟，組織嚴密，但最終卻一事無成，退走回疆，這與他們的文化觀念有著極大的關係。紅花會得知乾隆皇帝出生於漢人之家的秘密，便天真地幻想依靠這位當今天子，驅除韃虜，重整河山。他們千方百計向乾隆證明其身世，又將乾隆囚禁於杭州六和塔，由總舵主陳家洛利用同胞兄弟之情百般勸說。陳家洛勸說的理論基礎一是華夷之辨，二是忠孝觀念，三是功業思想。他說：“你是漢人，漢人的錦繡河山淪入胡虜之手，你卻去做了胡虜的頭腦，率領他們來欺壓咱們黃帝子孫。這豈不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嗎?”又說：“你一樣做皇帝，與其認賊作父，為後世唾罵，何不奮發鷹揚，建立萬代不易之基?”說到底，紅花會要改變的只是一個“名分”，就像阿Q竭力要證明自己姓趙，證明別人打他是“兒子打老子”。重虛名而輕實務，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到後期的一個重大弊端。陳家洛幾次有機會殺死武功高於自己的朝廷鷹犬張召重，但由於“不是大丈夫行徑”的念頭作怪而都放棄了，這實際上是守小義而舍大義。在陳家洛身上，顧慮重重、矯情狹隘的中國知識分子特點表現得十分典型。在儒家思想熏浸之下，他們想愛不敢愛，該恨不能恨。表面上瀟灑大度，內心裡斤斤計較。陳家洛本與木卓倫的長女、智勇雙全的霍青桐兩心相許，但因曾見霍青桐與一少年神態親密，便不敢打開心扉，反而有意疏遠。後來才知那少年是女扮男裝的李沅芷，愧怍之下，仍故作平靜，使霍青桐傷心成疾。陳家洛與香香公主喀絲麗相愛後，曾痛苦地思考“我心中真正愛的到底是誰?”想到霍青桐謀略出眾，文武雙全時，他終於發現：“唉，難道我心底深處，是不喜歡她太能幹麼?”心驚之下，他自譴道：“陳家洛，陳家洛，你胸襟竟是這般小麼?”可是最後，他連香香公主也失去了。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晚期，已經是百孔千瘡。君昏臣佞，上欺下瞞，人心險惡，自大虛偽。陳家洛總體上不失為一位有才幹、有血性的英雄，但他的思維方式中深深積澱了許多封建文化觀念的糟粕。
在這個問題上，金庸最後一部小說《鹿鼎記》中有許多情節可與《書劍恩仇錄》參照。康熙皇帝對韋小寶說道：
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那一個比我更加好的?現下三蕃已平，台灣已取，羅剎國又不敢來犯疆界，從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天地會的反賊定要規復朱明，難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統治下，日子會過得比今日好些嗎?
這段話未必完全正確，但確實值得那些大漢族主義者思考。有趣的是，《鹿鼎記》中也有一個策動政變的情節，幾個身為學界泰斗的大知識分子顧炎武、黃宗羲、呂留良、查繼佐等，竟然一本正經地苦勸出身妓院、“不學有術”、專靠溜須拍馬飛黃騰達的韋小寶去當皇帝。查繼佐說：
決不是開玩笑。我幾人計議了幾個月，都覺大明氣數已盡，天下百姓已不歸心於前朝。實在是前明的歷朝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可是清廷占了我們漢家江山，要天下漢人剃頭結辮，改服夷狄衣冠，這口氣總是咽不下去。韋香主手綰兵符，又得當今皇帝信任，只要高舉義旗，自立為帝，天下百姓一定望風景從。
明知自己的皇帝“把百姓害得太苦，人人思之痛恨”，卻還要推戴一個最會搜刮民脂民膏的小流氓。假設韋小寶做了皇帝，百姓苦到什麼程度，真是不可想像。至於韋小寶這個阿Q式的形象本身，更是集中國國民性弊端之大成，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系統的研究，本文不再展開。金庸小說對中國文化弊端的反省是多方面的，僅從上述就足見其深度。
金庸小說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是與“五四”新文學精神相通的。實際上是“五四”精神在通俗小說領域的延伸。在思想上，或許還達不到魯迅那樣的深度;但由於小說篇幅之浩大、描寫之細膩以及讀者之眾多，其影響的廣度是不亞於新文學的。
點金成石篇金庸與國民文學(4)
四專制政治批判
金庸小說中政治描寫和政治思考的比重很大。他批判了專制社會的種種弊端，揭示了集權導致的個人崇拜。
在《鹿鼎記》的第一回，金庸就別具匠心地表達了他的政治觀：
那文士提筆醮上了墨，在紙上寫了個“鹿”字，說道：“鹿這種野獸，雖是龐然大物，性子卻極為平和，只吃青草和樹葉，從來不傷害別的野獸。兇猛的野獸要傷它吃它，它只有逃跑，倘若逃不了，那只有給人家吃了。”又寫了“逐鹿”兩字，說道：“因此古人常常拿鹿來比喻天下。世上百姓都溫順善良，只有給人欺壓殘害的份兒。《漢書》上說：‘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那就是說，秦朝失了天下，群雄並起，大家爭奪，最後漢高祖打敗了楚霸王，就得了這隻又肥又大的鹿。”
那小孩點頭道：“我明白了。小說書上說‘逐鹿中原’，就是大家爭著要做皇帝的意思。”
那文士甚是喜歡，點了點頭，在紙上畫了一隻鼎的圖形，道：“古人煮食，不用灶頭鍋子，用這樣三隻腳的鼎，下面燒柴，捉到了鹿，就在鼎里煮來吃。皇帝和大官都很殘忍，心裡不喜歡誰，就說他犯了罪，把他放在鼎里活活煮熟。《史記》中記載藺相如對秦王說：‘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也，臣請就鼎鍋。’就是說：‘我該死，將我在鼎里燒死了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