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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說巴黎的布置已比倫敦羅馬勻調得多了，可是比上北平還差點事兒。北平在人為之中顯出自然，幾乎是什麼地方既不擠得慌，又不太僻靜：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與樹;最空曠的地方也離買賣街與住宅區不遠。這種分配法可以算——在我的經驗中——天下第一了。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四周都有空閒的地方，使他們成為美景。每一個城樓，每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且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

　　  只是老舍雖然愛北京，但不像張大哥一樣把別處都看做鄉下。不過“張大哥對鄉下人特表同情”，因為“生在鄉下多少是個不幸”。(第一章)而王朔時代已經知道北京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些“鄉下人”也不再對北京那麼畢恭畢敬，所以王朔和他的人物才態度蠻橫起來，這就是兩個時代北京貴族氣的不同。當然，這個差異是相對的，王氣跟霸氣，和氣跟傲氣，在北京文學裡一直混合存在著。

　　  產生北京文學貴族氣的根本原因當然是北京文化所固有的貴族氣。六七百年的大一統國家的首都，幾千年的文化歷史，遍布九城的名勝古蹟，深厚的文化積累，精英人才的聚集，孕育出了北京人即使吃著窩頭鹹菜也要談政治談藝術談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稟性。1949年以後的北京不但繼承了以前的貴族氣，而且由於新北京集政治、軍事、經濟、金融、科技、文化、教育、新聞、出版、體育中心於一身，這種貴族氣就更得到了加強。老舍1951年在《我熱愛新北京》的結尾寫道：“我愛北京，我更愛今天的新北京——她是多麼清潔、明亮、美麗!我怎麼不感謝毛主席呢?是他，給北京帶來了光明和說不盡的好處哇!”他在1954年的一篇文章的開頭寫道：“我生在北京，熱愛北京。現在，我更愛北京了，因為偉大的毛澤東住在這裡。”(《北京》)老舍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熱愛是真誠的，是代表了當時廣大的市民的真實心理的。但是因為毛澤東住在北京就更加熱愛北京，這已經很明顯地流露出貴族氣了。老舍如此，新一代的北京人當然更會如此。當代詩人伊沙在《我看北京文化》中說：  

　　  的確，一種至高無上的文化優越感已經構成北京文化的特色。這與屬於地方保護主義的天然排外情緒不同，排外情緒哪都有，反而是越窮越不開化的地區排外情緒越嚴重，這與來自文化上的優越感無關。而此種北京特色完全是建築在某種中國特色的基礎上的，北京是首都，我國的首都又屬於“中心”特色過於明顯的那種類型——也許是全世界最明顯的吧。

　　  文學既是生活的反映和表現，也是生活的集中和提高。在北京生活的各個方面，人們都普遍感受到了它的貴族氣，而文學本來就是文化生活的精華，因此在北京文學中長期體現出鮮明的貴族氣，也就不足為怪了。

　　  北京文學既有鮮明的平民氣，又有鮮明的貴族氣，二者彼此融合，相映生輝，而這正是北京文化兼容並包的特徵。易中天教授在《讀北京》一文中指出：

　　  北京的容量不僅在於建築空間，更在於文化空間。北京從來就是漢胡雜糅、五方雜處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漢滿蒙回藏、儒道釋景(基督教)回(伊斯蘭教)，各路人馬都在這裡出入、匯集、發展，各種文化都在這裡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對此，都居高臨下地一視同仁，決無文化偏見，也沒有種族偏見，甚至沒有其他地方通常都會有的那種執拗頑固“不可入”的“區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絲雨北國的風，西域的新月東海的波，都在這裡交匯、集結、消融，共同構成北京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北京當然是等級森嚴的，但因為空間大、距離遠，彼此之間，也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擠兌”。王侯勛貴、鼎輔重臣、學子文士、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潤。直到現在北京也仍是這樣：一個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勁”，那麼，他到了北京，也就不會感到彆扭，感到“格格不入”。如果他很隨和，還會說幾句普通話(不必太標準)，那麼，用不了幾天，他幾乎就會覺得自己也是北京人了。北京，幾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這種兼容並包的特性其實才是最根本的貴族氣，也是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基本特性。這種“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是北京長期成為中國首都的文化原因，也是北京文化和北京文學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這無論是從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北京文學，還是從北京文學的角度研究地域文化，都應當充分注意的。

　　  國統區的通俗小說

　　  抗戰以後，在以“陪都”重慶為核心的國統區，不但新文學小說取得了大面積的豐收，通俗小說也獲得了獨具特色的長足進步。其重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張恨水為代表的傳統通俗小說不斷向新文學靠攏，二是橫空誕生了與世界通俗小說接軌的現代化通俗小說：後期浪漫派。它們共同為國統區的普通市民讀者創造了高質量的精神食糧，為國統區的都市文學增添了奇麗的色彩。

　　  正打歪著篇走向新文學的張恨水

　　  以張恨水為代表的“改革派”通俗小說，在抗戰之前就已充分顯露出突破固有模式，跟上時代潮流的生存必要性。而抗戰爆發所造成的民族意識空前統一的文化局面，使現代通俗小說的進一步變革由可能性轉化成了現實性。

　　  1938年3月27日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張恨水名列理事之一。他拋棄了北平舒適安逸的物質條件，輾轉來到“陪都”重慶，過著相當艱辛窘迫的生活。作為國統區章回小說的惟一重鎮，張恨水不負眾望，抗戰以後寫出了二十餘部長篇小說，成為大後方銷行最廣、銷路最大的文藝作品。  

　　  張恨水在抗戰期間，對通俗小說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理論思考。他通過下鄉調查，發現“鄉下文藝和都市文藝，已脫節在50年以上。都市文人越前進，把這些人越摔在後面”。因此他反對脫離大眾的象牙塔里的“高調”，希望自己的作品“有可以趕場的一日”。張恨水一方面堅持“抗戰時代，作文最好與抗戰有關”，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認識到：

　　  文藝品與布告有別，與教科書也有別，我們除非在抗戰時期，根本不要文藝，若是要的話，我們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訓讀者之手腕。若以為這樣做了，就無法使之與抗戰有關，那就不是文藝本身問題，而是作者的技巧問題了。

　　  張恨水的通俗小說理論，第一強調“服務對象”，他指出“新派小說，雖一切前進，而文法上的組織，非習慣讀中國書，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所接受”。第二他強調“現代”，他指出浩如煙海的舊章回小說“不是現代的反映”，因此他力圖在新派小說和舊章回小說之間，踏出一條改良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