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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且的學生譚惟翰，以及寫作“商界小說”的丁諦，都與予且近似，努力在都市題材中加入人生、社會意義，而這些“意義”，如都市的罪惡，成長的艱辛，教育的失敗等，都是新文學開發出來、業已推向社會的“名牌系列”。而他們所採用的一些創新手法，如蒙太奇句式、變幻敘事視角、現代心理分析等，也是新感覺派等留下的遺產。通俗小說的及時推廣，起到了提高廣大讀者審美鑑賞力的積極作用。

　　  此外的馮蘅、徐晚苹、王小逸、陳亮等人，以嫻熟的新文藝筆法，寫作刺激性較強的都市文學，以比較露骨的色情描繪廣開銷路，格調略低於北方的公孫嬿、王朱、程心枌等，但要高於一向被認為肉麻不堪、為人不恥的馮玉奇。他們實際是片面發展了新文學中張資平的一路，經常描寫新時代青年的桃色故事，恰好迎合了小市民對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錯誤理解。張資平淪陷時期只有一部完整的長篇《新紅A字》(另有一部“腰斬”的長篇《青麟屑》)，從技巧上看，還是要遠遠高於這群效顰者的。

　　  正打歪著篇走向多極(3)

　　  南方淪陷區社會言情小說的擎天之作，當推秦瘦鷗1942年出版的《秋海棠》。這部小說若列入新文學序列點評，品位亦當在中級以上。作者醞釀構思十餘載，確定了“揭露社會/人生無常”的雙重主題，跳出素材本身的新聞性、玩賞性，圍繞人的命運、人的尊嚴這樣的大問題展開淒婉深摯的筆墨，歌頌了高尚的愛情、友誼、事業心和犧牲精神等人類品質中的真善美，控訴和鞭撻了對這真善美的摧殘玩弄。作品直面人生，不肯遷就太太小姐們的趣味而改變悲慘的故事結局見《秋海棠》前言。。在寫作手法上，刪繁就簡，條理清晰，重描寫，輕故事，情節密度小，以塑造性格為主，注重環境、氣氛和特定境況下的人物心理，具有很強的話劇感、電影感，敘事者是一個高雅、正直、善良、極富同情心的現代文人。可以想像，假如沒有新文學小說二十多年的開拓，通俗小說在1942年絕對產生不出如此精美之作。《秋海棠》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現實主義筆法實已大大超越了張恨水當年的《啼笑因緣》，它所引起的連瑣轟動也不遜於後者，若非淪陷時期，它在通俗小說革新史上的地位定會更被注重。  

　　  武俠小說抗戰以來“豪傑並起”，幾大巨頭聯袂稱雄，這不僅僅意味著又一輪武俠熱的到來，更重要的是，武俠小說至此完成了從近代化向現代化的轉型，其中新文學思想的影響和技法的滲透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還珠樓主淪陷時期除繼續撰寫巨著《蜀山劍俠傳》外，還創作了《青城十九俠》、《邊塞英雄》、《天山飛俠》等。論者多指責還珠作品“荒誕不經”，用現實主義標準一棍打死。若依此例，《莊子》、《楚辭》、《山海經》、《西遊記》，李白、李賀之詩，佛經道藏之語，盡可廢矣。還珠所作，本是神怪武俠小說，讀者自當在閱讀時假定神怪世界的存在。“藝術世界是假定的世界”費定《作家·藝術·時代》P337。，即使對現實生活最逼真的摹仿，也仍然是假定性契約主宰著敘事者和接受者的關係。“如果置假定性於一旁，那末在假定性之後則是赤裸裸的真實性。”錢中文《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P226，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藝術世界中的劍仙們是否可以翻江倒海、借屍還魂、長生不死，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假定的故事在多大程度上表現了“生活的本來面目”，濃縮了人生的真情實理。《蜀山劍俠傳》開筆於偽滿政府成立之後，第一回便借書中人物之口發出慨嘆：“那堪故國回首月明中!如此江山竟落入了滿人之手，何時才能重返吾家故園啊!”抗戰爆發，萬民塗炭，國運艱危，還珠樓主因拒絕周作人等要他出任偽職的勸說，被捕入獄七十餘日，受盡酷刑，一身武功大損。見《回憶父親還珠樓主》，連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至4月3日。而他的《蜀山劍俠傳》此時從第六集起，忽然如有神助，越寫越奇幻精彩。其中尤其突出正邪兩道的鬥法，一邊是妖魔橫行，殺人如草，民不聊生，另一邊是正道劍仙苦修正果，拯救蒼生。作品貶斥了弱肉強食、爾虞我詐、慾壑難填的邪魔外道，頌揚生命的偉大、道德的尊嚴。這些固然不能簡單看成“抗戰思想”，諸如“邪不壓正”等宿命觀念也表現出一個傳統文化虔誠信徒的迂腐，但起碼可以說明，這位神仙世界的締造者的內心是十分“入世”的，他以特有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時代性”和“人民性”。如果聯繫還珠樓主的整個生平來看，他從來就不是“出世”的。1956年他參觀延安後賦詩道：“匹夫應有興亡責，恨我遲來十九年”見《回憶父親還珠樓主》，連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3月15日至4月3日。。應該說，19年前，那興亡之責就寄寓在他那“荒誕”的大作中了。比起一部活生生的百年魔怪舞翩躚的中國近現代史，又有哪部小說稱得上“荒誕”呢?  

　　  還珠樓主作品的另一雅化之處是其“文化味”。作者並不掉書袋、賣典故，卻到處談玄說偈、指天論地，涉及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這與40年代新文學小說的新趨向存在著一定的呼應。“蜀山謎”中有許多高層知識分子，他們的興趣恐怕主要在此，就像今日學者多推崇40年代的駱賓基、端木蕻良、蕭紅、師陀、廢名、錢鍾書一樣。文化味從此成了武俠小說不可缺少的“味之素”。

　　  在筆法上，還珠樓主最擅長從各個角度進行精描細繪，尤其描寫雄奇險怪的自然風光，動輒上千字，令人時而心神俱醉，時而鬚髮皆張，這明明是新文學所主張的小說筆法，但新文學小說家中卻無人可與匹敵。像朱自清《荷塘月色》、老舍《在烈日和暴雨下》那樣的段落，在還珠作品中隨便可以抽出不下幾十處。

　　  但是還珠樓主往往沉溺於筆下的詩情畫意而忘了小說更重要的任務在於人物和結構，這兩點正是還珠樓主的“氣門”和“軟肋”，它們在其他武俠小說作家那裡被練成了“上乘武功”。

　　  白羽的武俠小說雖也是章回體，但人物和結構都已是新文學式的。他所寫的人物，“沒有神不神人不人的所謂劍仙奇俠，也沒有飛檐走壁殺富濟貧的夜行人，更沒有為什麼忠臣保鏢的‘義士’，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僅僅與一般人不同者是有一身武藝而已。”吳雲心新版《十二金錢鏢》序。

　　  反英雄化、反理想化，甚至反武俠本身，是白羽創作精神的核心。他十分“狠心”地直面現實，筆下的俠客世故、懦弱、愚腐、倒霉……威震武林的大俠，一遇官府便做小伏低;沽名謙讓的高手，被小輩偷襲擊斃;比武招親的英雄，只招來地痞流氓的輕薄欺辱。白羽“取徑於《魔俠傳》，對所謂俠客輕輕加上一點反嘲”。《話柄》。他冷峻地刻畫出一個世態炎涼、人心險惡、壞人當道、好人受罪、想救人者反被所救者傷害的現實社會。他的作品每每令人聯想到魯迅。白羽在《話柄》中承認：“魯迅先生所給予我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他的文藝論。”魯迅曾為白羽的處女作《厘捐局》改動兩個字，將“可憐這個老人，兩手空空的回去了”一句中的“可憐”改為“只是”，這樣一改，便隱去了敘事評判，成為不動聲色的冷觀。魯迅還對白羽講自認為最滿意的小說是《孔乙己》，“這一篇還平心靜氣些”。白羽的小說正是充滿了魯迅式的外冷內熱的“死火”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