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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了紅當時被譽為“中國僅有之‘反偵探小說’作家”見《萬象》1942年11月P9。。可以注意到，同一時期言情小說出現了反言情，武俠小說出現了反武俠，偵探小說出現了反偵探。這“三反”都與新文學現實主義精神的影響有關，都旨在打破定型落伍的烏托邦，重新與發生劇變之後的世俗溝通。孫了紅早年便以偵探創作知名，但得享盛名卻在此時，有的作品也是修改早年習作而獲成功。他的主人公魯平是中國式的亞森羅苹，玩世不恭，風流倜儻，身兼俠、盜二職，藐視法律，自掌正義。“他充當偵探，也從來沒有事主委託聘請。或者是由於好奇、好勝，或者是為了‘生意上的利益’，他總是不請自至，主動地承擔起偵探的職責。”馮金牛《孫子和他的偵探小說》，《中國現代通俗小說選評》P26，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他的為人絕對沒有什麼偉大的所謂‘正義感’，他並不想劫了富人們之富而去救濟貧人們之貧;他只想劫他人之富以濟他自己之貧。痛快地說：他是和那些面目猙獰的紳士們，完全沒有什麼兩樣的!”孫了紅《囤魚肝油者》結尾。然而，魯平的實際行為總是懲惡揚善，合乎讀者心目中的“正義”。在《紫色游泳衣》、《囤魚肝油者》等篇中，也有一些“時代動盪”的隱喻。魯平屬於“硬漢派偵探”，他的形象表達了對現存秩序的嘲弄與否定，與新文學小說中的諷刺暴露派存在精神淵源。在技巧上，程小青保持純正的古典特色，而孫了紅更多地汲取西方現代派營養。曾有論者指出孫了紅受後期浪漫派影響，並運用大量意識流手法馮金牛《孫子和他的偵探小說》，《中國現代通俗小說選評》P26，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此論有些誇張，孫了紅的那些心理描摹還算不上真正的“意識流”，邏輯性很清晰，並且是敘事者站在人物心靈之外的描摹，但的確有新感覺派的影子。孫了紅的敘事語言自由明快，經常用第二人稱“你”或“你們”召喚敘述接收者加入，縮短閱讀距離。他的情節更加緊張撲朔，結構因具體案件而設，而不是經典的“發案—偵查—歧途—破案—總結”五部曲。從人物、布局，到情調、文體，孫了紅之作都顯示出卓而不群的個性化，已經是現代色彩很濃的偵探小說了。  

　　  從程小青、孫了紅的作品發展可以發現，現代偵探小說的雅化，同時又伴隨著俗化和大眾化。這一現象不難理解，因為偵探小說在西方雖是通俗的，但引入中國後卻屬於自視清高的“洋玩意兒”，一旦讀者熟悉了其基本套路，新鮮勁兒一過，它便產生了一個如何民族化的問題。所以，偵探小說一方面增強時代性，貼近本民族現實生活，提高敘事技巧，另一方面則放下“通俗科學教科書”程小青語。的架子，增強趣味和刺激。這兩方面的同時努力，才使它得以適應中國現代社會。

　　  滑稽小說不是得名於題材，乃是得名於文風。無論社會、言情、武俠、偵探、歷史、宮闈、神怪、掌故，只要以滑稽文風統帥全篇，便為滑稽小說，因此形式最為自由，既容易靈活吸收和運用新思想新方法，也容易漫不經心，不思進取。故而滑稽小說既有不少優秀之作，也有大量淺薄無聊的廉價笑料。淪陷區滑稽小說的最高水平可以北方耿小的和南方徐卓呆為代表。

　　  耿小的(1907—1994)是華北淪陷區多產作家之冠，題材多樣，共有三十餘部。早年曾致力於新文學，故後來成為通俗作家後，眼界較高，眼光亦敏。欣賞老舍和林語堂，許多作品能達到老舍《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的水平，但趕不上《二馬》，更及不上《離婚》。耿小的1940年發表《論幽默》和《諷刺與滑稽》二文《三六九畫報》4卷1期、12期。，詳細探討了這三個概念的異同，認為幽默是諷刺和滑稽結合的產物，最為推崇。但他的創作實績不是偏於譏刺便是偏於油滑，總之充滿了北京市井社會的氣息。耿小的似乎力圖藉助“滑稽”這一通俗手段將新文學的精髓輸送給市民。他廣泛批判各種不良風氣和社會黑暗，探討大量人生“問題”，多方嘗試改良章回體。他說：“打倒章回體小說，非從章回體裡面工作不可。”《三六九畫報》12卷3期。但是由於他太重視靠近讀者，試驗往往半途而廢。例如《水中緣》採用第一人稱，然而讀者不買帳，勸他迷途知返，甚至認為小說講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故事，結果耿小的只好“浪子回頭”。他比較成功的作品一般都能看出高雅文學的影響。如《滑稽俠客》寫兩個武俠小說迷棄學出遊，求仙訪道，一路出盡洋相，最後被遣送回京，完全是摹仿《唐·吉訶德》的格局和人物配置，主題思想也是新文學的反武俠精神。1942年的《雲山霧沼》寫孫悟空師兄弟三人下界到1941年的塵世，遇到綁匪、扶乩等種種怪事，對現實生活大加針砭，深得各界好評。其實這正是新文學所倡導的“故事新編”法，如果比較一下新文學大為讚賞的張恨水發表於1939年底至1941年初的《八十一夢》，其中第七十二夢題目是“我是孫悟空”，就會發現二者何其相似乃爾。1940年的《時代群英》主人公高始覺生財有道，教幾個小孩念書，同時開一個“高紀小鋪”，強迫學生和家長多買小鋪里的百貨，另外兼給人批八字、寫信件等，還加入道德會，募捐私分。這不是老舍《老張的哲學》主人公的再世麼?魯迅說自己擠出的是乳汁，吃的是草。耿小的則是飽吸了新文學的乳汁，才能夠產出那麼多的草。當然，有稻草也有芳草。

　　  徐卓呆(1883—1961)是中國現代體育和新劇的創始人之一。“在他一生有三個時期，第一是徐傅霖時期，是體育家、教育家、童話作家;第二是徐半梅時期，是新劇家;第三是徐卓呆時期，是小說家。”范煙橋《徐卓呆的滑稽史》，載《半月》四卷12期。徐卓呆擅寫短篇，因為他認識到“小說是描寫人生片斷為主，所以既不必有始有終，又無需裝頭裝腳”《小說無題錄》，《小說世界》1卷7期。。他的短篇，靈活多變，善於捕捉司空見慣的平凡事件，以小見大，“往往在滑稽中含著一些真理”嚴芙孫《徐卓呆》，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P542。。所刻畫的小人物不時有契訶夫的味道。淪陷時期，他的代表作《李阿毛外傳》，完全可視為紙上的卓別林電影趙苕狂譽徐為“小說界的卓別麟”，見《紅玫瑰》5卷9期《花前小語》。。“在民不聊生的重軛下，作者所寫的是超常規的求生之道。鐵蹄下的市民們似乎已無法用自己的勤勞賴以維持生計，作者只能用馬浪蕩的狡智來博取苦惱人們的苦笑。這些笑料並非教唆人們去施行騙術，因此在誇張中加上了濃重的荒誕成分，……但他畢竟源於生活，忠於寫實。”范伯群《東方卓別林、滑稽小說名家——徐卓呆》，“民初都市通俗小說”叢書之六，台灣業強出版社1993年。徐卓呆的藝術觀念和創作技法比予且等人還要接近新文藝，只是他死死抱定“趣味”，在每一個字眼中找笑料，整個生活都是滑稽化的。所以有人認為“他應該與新文藝工作者為伍”劉揚體《鴛鴦蝴蝶派作品選評》P260，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年。，而張贛生《民國通俗小說論稿》只因這位通俗大家“具有新文藝色彩”便不予專論(僅在56頁有百字簡介)。滑稽小說至徐卓呆，實已超越了諷刺、譴責小說的美學境界，而帶有若干黑色幽默氣息，倘能繼續與新文學交流，必會更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