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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五四”,人們都會想起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但還有一個同等重要的名字決不能忘記,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一字孑民,浙江紹興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並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但卻是這場運動最有力的支持者。
蔡元培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他對北大進行了一系列整頓改革,實行教授治校,鼓勵學術研究,為新文化運動開闢了一個寬廣良好的言論空間。
蔡元培說:“北大者,為囊括大典,包羅萬眾之最高學府。”他的辦學方針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針,實際上為新思潮、新文化開拓了陣地。他當了北大校長後就聘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李大釗為圖書館主任。還有胡適、劉半農、錢玄同、周作人、魯迅以及一批留學回來的自然科學家都先後到北大任教。但同時,北大也有一批以劉師培、辜鴻銘為代表的所謂舊派教授。經常有這樣的情況,上一節課的教員西裝革履,下一節課的教員則長袍馬褂。比如辜鴻銘,他講的是英國文學,腦後卻拖著一條辮子,因為他是擁護滿清帝制的……
事實上,絕對平等的空間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現實傾向性。在蔡元培這位國民黨元老的“平等空間”里,實際獲益的乃是一批中國共產黨開天闢地的領導人。
中國共產黨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懷寧人。早在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他就已經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領袖人物,以至於一些害怕他、仇視他的人把他叫做“陳獨獸”或“陳毒蠍”。他在1904年創辦《安徽俗話報》,致力於喚醒民眾。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在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鬥爭中,陳獨秀被捕入獄,險些遇難。雖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個國家仍處於內憂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敗,使陳獨秀為代表的一代知識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陳獨秀認為,以往的歷次運動,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國要成為真正的現代強國,需要一場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國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一份《青年雜誌》在上海創刊,“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此揭開了序幕。
《青年雜誌》從第二捲起改名《新青年》,隨主編陳獨秀遷至北京大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陳獨秀在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陳代謝是宇宙間的普遍規律,“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點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隸的。
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這六點希望包含了民主、科學、開放、革新等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陳獨秀號召20世紀的青年,徹底清除做官發財思想,“精神上別構真實新鮮之信仰”。他主張當今的教育方針是:
當了解人生之真相。
當了解國家之意義。
當了解國家與社會經濟之關係。
當了解未來責任之艱巨。
陳獨秀期望培養出一代“意志頑狠,善斗不屈,體魄強健,力抗自然,信賴本能,不依他為活,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的新國民。
在《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陳獨秀指出:
今日之中國,外迫於強敵,內逼於獨夫……而所以迫於獨夫強敵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試觀國中現象,若武人之亂政,若府庫之空虛,若產業之凋零,若社會之腐敗,若人格之墮落,若官吏之貪墨,若遊民盜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種種,無一不為國亡種滅之根源。
由此陳獨秀提倡“勤、儉、廉、潔、誠、信”幾個大字,作為“救國之要道”。
一旦發生了亡國滅種的危機,那麼,不論這個文明曾經有過怎樣的光榮,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積弊。
評頭踩足篇撕開的黎明:狂飆為誰從天落(2)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將近80年的時間裡,中國人一方面努力變法圖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傳統文化去抗擊和消解外來的西方文化。齒輪上的新油和舊泥交融在一起,掛鐘上的1234和子丑寅卯並列在一起,北洋水師的德國大炮上晾曬著禽飛獸走的大清官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論使許多人仍舊沉醉在中華文明天下第一、外國鬼子都是無君無父的禽獸的迷信之中。
然而,洋務運動搞了幾十年,中國還是一次接一次地戰敗。圓明園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殺的哀號和叫罵中,不平等條約像雪片一樣地堆積起來。義和團運動幾乎把所有的中國傳統文化都抬了出來,從孔子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來濟世;從陰陽五行八卦,到畫符念咒作法;從桃園三結義,到唐僧四師徒。集合了姜太公、諸葛亮、趙子龍、岳飛、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濟公、武松、黃天霸、秦瓊、楊家將、觀音菩薩直到玉皇大帝這樣一支強大得無以復加的隊伍。結果,還是一敗塗地。
這便使20世紀初年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對於我們所珍愛的文化傳統,必須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和變革了。魯迅說:
“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這一本來並不深奧的道理,中國人直到今天也並不明白。能夠懷著“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經算是開明之士了。於是,大多數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實,就在“五四”前後,統治中國人大腦的,還是綱常名教和鬼狐報應。辛亥革命驅逐了滿族的皇帝,但並未觸及中國人大腦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凱要稱帝,1917年張勳要復辟,這些“壯舉”並非是毫無民意基礎的純鬧劇。擁護帝制的壯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經被視為激進黨的康有為,此時卻大力宣傳要把孔教定為國教、列入憲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們對心中的皇帝的依賴變得更急迫、更虔誠了。陳獨秀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說:“腐舊思想布滿國中,所以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乾乾淨淨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
針對各地興起的祭孔讀經熱潮,“五四”新文化運動集中鋒芒批判了這股逆流。最早反對把孔子學說定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議》,隨後更多的人投入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