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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新一的一分鐘小說，在創作數量上是世界第一，已經突破1000大關。憑星新一的才華，若想賺取大量稿費，完全可把它們拉成普通的短篇或中篇，然而，他以一個真正文學家的嚴肅態度沒有那樣做，因為他不把一分鐘小說看成文學園地里一株無名小草，而是當成一棵吊鐘花那樣精心培育著……

　　  (發表於《中華讀書報》)

　　  牛鬼捨身篇跟父親蹲牛棚

　　  這年頭回憶牛棚的文章似乎很時髦。蹲過牛棚成了一種光榮經歷，就像改革開放以前回憶自己幫老地主放過牛，給大掌柜織過布，被偽保長抓過丁一樣。回憶的內容是痛苦，但回憶者的姿態是自豪。因了這自豪，他便有了論斷歷史的資格。他們常常說：“你沒有蹲過牛棚，你懂什麼是“文革”?你那時還是小孩子，我才是真正經歷過“文革”的。”於是從回憶牛棚的文章里我們明白了，蹲過牛棚者都是好人。蹲牛棚第一等於有學問、有文化、有功勞、有貢獻，是那時的“四有新人”，第二等於有道德、有勇氣、有人品，不然為什麼受到如此殘酷的迫害呢?邏輯是很清楚的，壞人說我是壞人嘛，那麼我就一定是大好人。這一點似乎比“文革”時進步了，因為“文革”時認為，你雖然蹲過日本鬼子國民黨的監獄，但不等於就是共產黨，你也可能是因為偷雞摸狗誘姦少女之類才蹲監獄的，甭企圖魚目混珠癩蛤蟆戴眼鏡冒充大肚子老幹部。況且就算你真的由於抗日愛國而蹲監獄，你也可能叛變投敵，反過來屠殺革命同志，比敵人還兇殘十倍啊!憑什麼蹲過幾天監獄就向人民要求這索取那的，四萬萬人民受了那麼多苦，他們向誰顯擺、向誰索取去!  

　　  我講這一番陰陽怪氣的話，並不是要說蹲牛棚者都是罪有應得。我知道他們中很多是冤枉的，還有一部分確實跟極左勢力進行了鬥爭。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時髦，就難免有假冒偽劣跟著起鬨。就像我小時候，連老地主都企圖憶苦思甜，那一樁樁“血淚史”，裡面有多少水分?我們有過這方面太多的經驗，今天不應該重蹈覆轍。現在的學生，以為牛棚是比監獄還可怕的地方，裡面天天是殺人、自殺、拷打、餓飯。這樣的牛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而且“文革”的前中後期也頗不一樣。真正實事求是的態度，是應該勇於回憶那些對自己現在處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學者，不能隱瞞對自己觀點不利的材料。一切隱瞞都是要遭到歷史的報應的。“牛棚”問題也是如此，不要戲劇化，神秘化。在回憶知識分子受苦的文字里，楊絳先生的《幹校六記》和季羨林先生的《牛棚雜憶》的寫作態度是值得讚賞的。它們有立場，但是不誇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憶都難免主觀性，但只要心態端正了，不是企圖去分一杯權力之羹或是妄想成為“歷史問題決議”，那麼那個主觀性本身也就容易成為客觀性了。

　　  懷著這樣的想法，我也來打個秋風，回憶一下我跟父親“蹲牛棚”的經歷。我先聲明，我回憶的“牛棚”可能是全國情況最好的“牛棚”，完全沒有那些兇巴巴、血淋淋的場面。我不敢以這個“牛棚”代表全國的“牛棚”，正如我反對用個別人的“文革”代表7億人民的“文革”。如果有人不喜歡我的回憶，您可以否認我說的地方是“牛棚”，專門把“牛棚”定義為毆打屠殺知識分子的特別監獄好了。  

　　  “文革”時我的確是小孩子。我1964年出生，儘管早慧，兩歲以後的事基本都記得，但也不過是記憶力強而已，當時的判斷力是沒有的。我一生都喜歡不加判斷地記住儘可能多的東西，需要判斷時再判斷。因為判斷不是永恆的，記住的卻是真東西。相比於用兵一時，我更喜歡養兵千日。

　　  大概是1970年左右，我五六歲的時候，反正是我上小學之前、我妹妹出生之前、林彪摔死之前，我的小人書不到100冊之前，我有了一次跟父親“蹲牛棚”的經歷。那時不知道“牛棚”這個詞，這個詞分明是南方來的。我們北方牲口的寓所一般不叫“棚”，都叫“圈”，有馬圈、牛圈、羊圈、雞圈。老舍《四世同堂》的真實故事地點就叫“小羊圈胡同”。南方朋友經常攻擊我們北方人的“普通話話語霸權”，其實我們吸收了大量的南方詞彙，泰山不辭土壤，滄海不捐細流，這點霸權來得容易麼?比如現在我也覺得“牛棚”這個詞很好，顯得比“牛圈”更簡陋更惡劣，更能突出“四人幫”對自由主義英雄的迫害，所以我就用“牛棚”。  

　　  事實上直到以後，我才聽說世上有“牛棚”這東西。後來就越聽越可怕，好像是納粹的集中營，有過一陣切齒痛恨的時期。再後來弄明白，他們說的“牛棚”並不是本名，原來是個比喻，而且是局部地區的比喻擴大到全國，也就是“話語霸權”，指的就是“文革”中各單位強迫“牛鬼蛇神”和其他有問題的人員集中接受思想改造包括勞動改造的臨時性管理場所，當時多數叫“學習班”。這麼一來就想到，那東西咱不陌生啊，小時候經常看見，鄰居們很多去過，本少爺還親自駐紮過呢。

　　  記得是一個碧藍碧藍的下午，父親沒有在外面喝酒就回了家。他不喝酒時非常英俊，濃眉大眼，鼻直口方，一看就是當過解放軍下級軍官的那種英武氣質，比孫道臨、王心剛、于洋都漂亮。我的小朋友們經常到我家瞻仰我父親的戎裝照、撫摩我父親從部隊轉業帶來的東西。那天父親跟母親商量了一些什麼，我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打擊侵略者”，沒注意。但我知道父親有件不痛快的事，就是廠子裡有人告他是假黨員。父親是1948年在淮海戰役中入的黨，二十多年了，審查黨員時，他找不到當初的介紹人。他是個懶惰的酒鬼，一年也寫不了兩封信，因為文化低，在部隊裡上不去，早早轉了業，跟老戰友聯繫甚少。他這時當一個車間主任，不巴結領導，卻經常跟落後工人喝酒。特別是他在廠子裡動不動就擺老資格，說老子是抗日戰爭參加革命的，把廠子裡的領導都罵遍了。這回好了，人家抓住他的把柄，狠狠給他穿了一回小鞋。不過我覺得，一個人天天說自己是老革命，把黨的領導都罵盡，可是一審查他的黨員資歷時，他卻連自己的入黨介紹人都說不清楚，那麼這個人是應該收拾收拾，起碼應該幫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紹人。不然，黨在群眾中還有什麼威信?我父親仗著自己的老資格和做人正直，罵了領導一輩子，領導也經常給他穿小鞋。但是說到“迫害”，那是沒有的，畢竟是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廠歷任大小領導，全都來我家拜訪過，被我父親強迫喝上一口糠麩酒，咽下一口什錦菜，然後臉紅而去。在那時看來，這就算“腐敗”了。

　　  父親因為資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斗過。說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強迫彎腰接受批鬥一晚上的意思。不過到黨的“九大”以後，人們的心理上普遍認為“文革”已經過去了。大人們經常說“文化大革命那時候”如何如何，我父親就操著一口魯南話，經常罵“文化大革命那時候”，主要是罵“打砸搶”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師。我們直到宣布“文革”正式結束，才知道：哦，剛才還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後，我個人感覺是物質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經常參加什麼學習，我認為，誰學習都是應當的，不學習，還是個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