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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歷史的態度無論是直面，尊重，懷疑，消解，否定，都沒有本質上太大的不同。不同的是對現實能不能、敢不敢直面，尊重，懷疑，消解，否定。告別革命也好，告別反革命也好，都如同悼詞中的套語廢話，反正告不告別它都不存在了。只有對現實生活充滿關愛的人，才會寫出誠摯的悼詞。學術研究也是一樣，首先保持了對現實的感悟，才會不執著於對“五四”的或褒或貶。“五四”是難追的，我們能夠追上的，是我們眼前的這個隨時可能脫韁的時代。

　　  (此文係為紀念“五四”運動研討會而作)

　　  評頭踩足篇平原下有海

　　  讀陳平原的著作，想寫書評，難寫書評。想寫是因為有感慨，難寫是因為感慨太多，如面對滿漢全席，不知從何處下箸。

　　  《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一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3月版)，是陳平原“七八年間關於文學史與學術史部分文章的結集”(小引)。所收文章一方面基本代表了陳平原目前的學術格局和學術“野心”，另一方面也基本代表了陳平原的學風和文風，因此這本論文集倒似乎比其他專著更“陳平原”一些。或許就是這個內在原因，使作者在後記中寫下：“惟一聊以自慰的是，思路還算連貫。”  

　　  陳平原素以博聞強記，融會貫通著稱於學界。若從這個角度來評價該書，自然也是當之無愧。不過我想這一點既是公論，就無須我再來多吹一竽。我想說說這本書所集中體現出的一點陳平原的“思想矛盾”。

　　  陳平原姓陳，所以他是“陳述大師”。他不抒情，少描繪，又吝於議論，他以“陳述”作為看家本領。然而他的陳述卻好像並不“老實”，字縫裡總閃爍著一些抒情議論的影子，仿佛是一套陳家洛的“百花錯拳”，裡面融合了許多門派的東西，令人一當真就會出錯。他愛用“坐實”一詞，常常在陳述一通之後，又告訴讀者“不可坐實”。可如果你真的不去坐實，則可能恰恰中了他的計，他本來是希望讀者坐實的。例如書中的力作《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以厚重的“陳述”向讀者昭示了魯迅在文學史研究方面的傑出貢獻和才華，但在涉及魯迅的學術與文學的關係時，則陳述得相當“複雜”。開頭借蔡元培和周作人的文字說“魯迅的學術成就起碼不比其文學創作遜色”，之所以學問家的魯迅不彰，一是因為中國人重文學而輕學術，二是“魯迅的研究計劃沒能真正完成”，他不如王國維等人對學術“忠誠”。中間說魯迅在學術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靠的正是這重考據而又不囿於考據，或者說承清學而又不囿於清學”。結尾從魯迅的晚年生活環境，對“名人學者”的傲慢不恭，以及更看重“戰鬥的文章”，得出魯迅的思路“近雜感而遠學術，重現實而輕歷史。這種心態，其實不大適合從事文學史著述”。最後又雲“君子求仁得仁，後人無權妄加評說;只是少了一部很有特色的《中國文學史》，總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回想全文，你說陳平原對此事到底是什麼態度?可以說，是一種矛盾的態度。然而陳平原似乎棘手於這種矛盾，他竭力企圖把矛盾“統一”起來。陳平原文章所特有的那股“澀味”，恐怕相當程度上來自於這種努力。  

　　  以這種努力寫出的大量文章，使陳平原以“學者形象”面世。然而陳平原一有機會，就要對“學者問題”加以陳述，這提醒人們注意，陳平原是不是真的喜歡做一個“學者”。陳平原提到章太炎把文人分為通人、學者和文士三類，顯然，陳平原是企望做一個通人的，即“有專業但不為專業所限，能文辭但不以文辭為高，甚至兼及古今之變家國興亡”。以這本《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為例，有關文學史、小說史的專業文章是書中的重頭戲，但陳平原“不為專業所限”，他要談考古學，教育學，文化學，處處顯露著一種大家氣象。實際上那些文章與所謂“專業文章”同樣精彩，但陳平原每到此處，便要發揮他的陳述功夫，左一個不敢確定，右一個不能坐實，好像特別害怕誰似的。他怕什麼?他怕的就是學術界那股嫉賢妒能，自己做不了通人，也決不相信、決不允許別人去做通人的歪風瘟氣。頗有一些在“四人幫”時代人不人鬼不鬼地混過來的學者，會做幾隻小板凳，就決不容許別人會做組合櫃，他們不承認世上有通人，而是說你“沒學問”，“不紮實”，人家十年才做了三隻小板凳，你一年就做了六套組合櫃，這不充分證明人家的刻苦紮實忠誠和你的膚淺馬虎浮躁嗎?面對這股強大的妖風，博學如陳平原輩，也只好竭力舉出兩隻小板凳，“看，我是學者，不是通人。”讀著陳平原這樣的陳述：“除非不窮根究源，否則無法不跨越原有的學科邊界;可一旦越界追擊，並非通人的我輩，往往捉襟見肘。”就可見出陳平原有多麼艱難。原來會做組合櫃之後，不但意味著比做小板凳低了一個層次，而且還失去了做小板凳的權利，那叫做“越界”。

　　  通人做不成，還包含著被貶為“文士”的危險。文士指“能文辭，且兼及古今興亡家國之變”。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文士成了備受譏諷蔑視的人，文章必須寫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學問，面對人民疾苦世風國運必須臉不變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養有道德。陳平原的文辭功夫屬於上佳，而且經常有“人間情懷”，即他自己所說的：“有歷史的感慨，也有現實的憂思”。於是，他就必須時時小心學者們把他由通人的樓頭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聲稱自己是“兩副筆墨”，一副是“正經規範的學術文章”，這證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實的學者;另一副是“學者散文”，他叫做“學者的人間情懷”，這證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陳平原如此自定的學者立場顯然與那些“學者們”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學者，從來不用這麼費事地解釋自己，只需要不說話，說廢話，然後說某某和某某沒學問即可。

　　  這本《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若非刻苦讀書30年以上而又才學識兼備的開放性學者，是寫不出來的，它屬於陳平原所講的比專著更值得咀嚼的“厚積薄發的論文集”，但陳平原卻特意標明——“可惜本書不在此列”。他左遮右擋，弄得上下都很平坦，絕對不給人“木秀於林，堆土於岸”之感，所以他名叫平原。當今官場有幾句護身口訣：“上面要趟平，下面要踩平，左右要擺平，自己要端平。”然而我想說一句：“可惜陳平原不在此列。”因為他書中的每篇文章都讓人讀後意緒難平，他談中古研究的魅力，他考察科普讀物中的飛車，他論人文景觀與大學精神，都透露著許多意在言外的神采，甚至有時令人覺得，那些神采是他的真正鵠的，而苦心陳述的材料，借前人之口代言，不過是一種“平原策略”。所以我稱他是“名士其外，俠士其內”。張岱《陶庵夢憶》云：“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陳平原本是懷有深情和真氣之人，但他看見東邊高了，就在西邊隆起一下，南邊陡了，就在北邊拉扯一下，這種造山運動恰恰給人又一個意在言外的坐實：平原不平，平原下有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