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頁
其次俠的意思裡面,還包含著一點,就是正義感。社會總是需要一種秩序的,這個秩序不僅僅要靠法律和規則來維護,法律和規則永遠是有漏洞的,有什麼法就有什麼漏洞,不管你制定什麼法,總有人會鑽法的空子,總有很多人可以殺人不償命,總有很多人可以隨便貪污,可以欺侮別人,不管法建設得多麼完善,社會永遠不是完美的。古龍有一句話說:“這世上有殺不盡的貪官污吏,殺不盡的不法之徒”,靠法律是沒辦法懲辦他們的,那麼這時候,人民心中有一種自然的願望——有一種正義的力量——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叫“自掌正義”,就是我不依靠外在的東西,替我伸冤雪恥,能不能有一種東西來“自掌正義”?我們知道法律也未必就是公正的,現在電視上有許多法庭庭審的直播,那麼所有的審判結果在我們看來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正確的,合乎人心的嗎?很多是不合情理的,比如別人把你的孩子殺了,然後把他槍斃了,你覺得這樣就是公平了嗎?這絕對不是公平的。法律處理一個問題,從道德的,從倫理的角度說,它不可能是公平的,人們心中永遠懷著一種要弘揚正義、懲惡揚善的欲望,俠就滿足了人們這種心理,它喊出了人們正義的呼聲。過去我們的新文學總是在批評武俠小說,說它是麻醉人的精神毒藥,因為社會黑暗,他就呼喚俠客,他怎麼不去參加共產黨?如果在那個時代這麼反駁還是有道理的話,那麼現在你去找誰?不管社會進步到什麼程度,它永遠是有陰暗的,人們對美好東西的呼喚,是沒有止境的,所以正義感是武俠小說存在的一個支柱,何況你把它寫得這麼精彩。所以說金庸的小說,武寫得精彩,俠也寫得精彩。
但是說只有武好俠好,小說寫得不好,那也是不可能成立的。我們說一個人對武有很高的嚮往,對俠的境界也理解很深,但是最後你如果不能把它轉化成為藝術形象,那麼,在藝術這個角度來說,它就可能是失敗的。比如我們搞電視的,有時策劃得很好,說得很精彩,但是最後沒辦法操作、手段不夠。比如古龍他也是非常優秀的武俠小說作家,我也很喜歡他的作品。古龍對武的理解,對俠的理解可以說非常深刻,他的想法都非常好,但是可能是知識準備不夠,或其他原因,他自己也知道他沒有辦法在藝術描寫上和其他武俠小說家來爭高低,也就是他沒有辦法把它轉化成形象,所以古龍他是走一條險路,專門不寫武功,不寫過程,他從來不寫這個人是學的哪門武功,哪一派,他的武功成長是怎麼樣的,他的人物都是一刀飛出去,敵人就死了,你不相信也得相信的,強加到你頭上的這樣一種寫法,在描寫上他是深知自己有短處的。那麼金庸的小說,作為小說藝術,是非常優秀的,我們可以把“武俠”二字去掉。
講小說我們不必講那麼複雜的概念,就用我們日常理解的幾塊來說,就可以了。小說不外乎結構、人物、情節、語言,在這幾方面金庸的小說可以和任何古今中外的名著一比高低。比如小說的結構,很多武俠小說之所以粗製濫造,就在於不講究結構,亂寫,有的小說甚至前後情節都對不上,特別是那些連載的小說。那麼金庸小說不論大作品還是小作品,都非常重視結構。比如他最短的作品《越女劍》,只有2萬字,含量卻那麼高,裡邊有武俠,有傳奇,有神仙傳說,有政治、歷史,有愛情,結構非常精妙,特別是結尾那部分,寫得非常棒。結尾那塊順便把“西子捧心”這個典故都給點活了,為什麼“西子捧心”是千百年來最美的形象?金庸作品是篇幅越長,越宏偉好看,這是金庸的功夫,他就好像韓信帶兵,多多益善。小說越大,結構越是波瀾起伏,非常壯觀,他的大部頭作品,你開頭讀下去,他一點都不玩弄玄虛,非常有大家風度,用一種非常開闊的視野開頭,但是你讀下去,就好像是進入一片森林一樣。像《天龍八部》,《天龍八部》的結構之宏偉是世所罕見的,它涉及到多麼廣大的地域,多麼複雜的政治集團。在《天龍八部》這部作品裡,他寫了大宋、大理、大遼、西夏、女真、吐蕃,還有慕容復朝思暮想恢復的大燕,是七國演義!它的主題是什麼呢?是戰爭與和平。這麼宏偉的一部作品130多萬字,讀起來沒有鬆懈之感,讀起來是精彩紛呈。當你讀這樣的作品時,有一種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急於往下看,一方面越往下看又捨不得往下看了,生怕把它看完了,看完了可怎麼辦?經常有這樣的感覺。而且金庸小說的結構是絕不雷同的,一篇有一篇的結構。能夠在小說上做到結構絕不雷同的,在20世紀,只有魯迅一個人,絕不重複自己,這是一種非常高遠的理想。金庸先生就是從來不重複自己,每部作品都是個獨特的藝術世界,人物之間不雷同。這是說金庸小說結構之宏偉,之精巧。那麼大的作品,有時就想,他怎麼能駕馭得了?非常難以置信的,有的時候你讀著讀著就會為後面擔心,這個事情後來怎麼辦呢?這個懸念怎麼解決?
我們再看金庸小說的人物,這恐怕是最值得人們稱道的一點。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優秀的,是不是好作品,從消費者這方面來考慮,非常簡單,就是看他的人物,我能不能記得住。你的小說人物我都記不住,你說你是好的作品,我什麼都沒記住,你怎麼向我證明?你沒法證明。金庸先生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他在各種場合,都是很低地評價自己的成就,他從來不吹牛,他從來都是說“我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的作品沒有那麼高的成績,學者們把我說得太好了,你們對我的厚愛我太感謝了”。他說是這樣說,這都是一種大家風度了,謙虛中包含了無窮的自信,就是我的作品我不論把它說得多麼低,1000年後,還是精品,包含著一種這樣的境界,他才敢於那樣說。他沒有必要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寫小說,因為金庸小說的人物已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我們用文學理論的一句話來說就是典型人物,就是典型情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人物已經深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不僅是現在的日常生活中,早就深入到生活中了。還在20世紀70年代的時候,金庸的小說就在東南亞一帶報紙上載遍了。那時候有個例子,那時越南還沒統一,有一次在南越的議會上,兩個議員爭吵起來,其中一個議員就說:“我看你就像是岳不群。”對方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譏“我看你是左冷禪”。就是說他的人物可以作為典故來使用了,這樣一個程度。那麼優秀的小說,它寫人是為了寫一種普遍的人性,這一點像古龍、梁羽生都有共識了。金庸也是這樣,他的小說的描寫不是為了一個好看的故事,而是要通過具體的人、事來寫一種普遍的人性,寫人生存的種種道理、種種情感,所以他的人物才能感人至深,你才能記住他的人物。你想一想有生以來你所讀過的小說,所有小說加起來,誰的小說人物你記住的最多,沒有人能超過金庸!我小的時候,曾經把《水滸傳》一百單八將的名字都背下來了,但是現在我三十多歲了,已經有幾十個記不清楚了,勉強記住的一些也只是機械的記憶,不是形象記憶,那麼給我形象記憶最深的,就是金庸的小說人物。金庸的人物,我想任何一個人只要你讀過他的作品,隨口能說出幾十個來,平均一個作品裡說出三五個來不是什麼難事,那麼成為經典形象的,絕對沒有異議的至少有十幾個人。這不是標誌,還有什麼是標誌?那麼金庸寫人物為什麼能夠感人至深呢?他寫到人物的心靈深處,寫人的心理,這又是現代小說的一個特徵,我們知道古代小說不注重寫人的心理。我們中國古代小說有個觀念:人能看到的只是行動,能聽到的只是語言,他心裡想什麼你怎麼能知道呢?所以我們中國一開始很難接受西方的作品。那麼金庸小說就發揮現代化藝術的特長,他對人物心理的挖掘是十分深刻的,也就是金庸小說的人物性格、人物命運是經得起用現代心理學的理論去分析的。中央電台做了個節目,同時採訪我和金庸,我就通過主持人去問金庸,是否系統地研讀過西方的心理學理論,金庸說沒有。我想,他還沒有直接去研讀那些理論,而是通過別的去感悟,別的藝術作品,間接地去達到這個境界。比如金庸小說中寫了許多看上去很怪的人,這些人表面看上去很怪,實際上每個人他都有不同的成長道路,是這個成長道路決定了他的怪,是成長道路決定他的性格。根據現代的心理學,人的性格,主要跟童年經歷有關,大概六七歲左右你性格的框架就基本已定了,那麼以後的變化還決定於你是否會遇到重大的遭遇、重大的突變,童年經歷和重大遭遇決定了人的性格,那麼金庸小說的人物都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