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頁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
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三個“推倒”，並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學。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學，其實是指仿古的文學。就在《文學革命論》這篇文章里，陳獨秀用了大量文字讚美古典文學的優秀部分，說《詩經》中的“國風”、“楚辭”都是“斐然可觀”的，魏晉以下之五言，改變堆砌之風，在當時可謂文學的一大革命，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砌之氣，元明劇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學之粲然可觀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麗文風，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後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稱這些無病呻吟的人為“十八妖魔”。
胡適、陳獨秀的文學革命主張提出後，得到了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人的積極響應。
錢玄同(1887-1939)，號疑古，自稱疑古玄同，浙江吳興人，文字音韻學家。劉半農(1891-1934)，原名劉復，江蘇江陰人，文學家和語言學家。錢、劉二人為了使文學革命激起更大的反響，發表了著名的“雙簧信”。由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匯集了各種攻擊新文學和白話文的言論，致信《新青年》，然後由劉半農作《復王敬軒書》(即《奉答王敬軒先生》)，逐條進行批駁。這個子虛烏有的王敬軒，不但代表了頑固守舊派的觀點，而且還引起了不少復古思想者的共鳴。
近代著名學者、翻譯家林紓發表《荊生》、《妖夢》兩篇小說，攻擊新文化運動是“禽獸之言”。又發表《致蔡鶴卿書》，規勸蔡元培保全名教，說“大學為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系屬”，不應該“覆孔孟，鏟倫常”。又說如果提倡白話文，那么小商小販就都可以當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說，倫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北京大學除了反對封建君臣這一倫外，“從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鬩、夫婦無別、朋友不信，教授學生者”。
北大還有一個進德會，其基本戒約有不嫖、不納妾等，這都是與孔孟之道不相違背的。
蔡元培又說，北京大學也沒有“盡廢古文而專用白話”，國文課本，中國文學史和文字學講義，都是文言。
當一位日本學者指責北京大學不尊孔子、廢除講經時，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適教授講《五經要義》，《春秋復始》，陳漢章教授講《經學通論》，黃節、沈尹默教授講《詩經》，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學，北大何嘗廢講經?”不過北大對於各家學說“均一視同仁”，這才是北大的胸懷。
李大釗則發表了《新舊思潮之激戰》，認為：“宇宙的進化，全仗新舊二種思潮，互相挽進，互相推演，仿佛像兩個輪子運著一輛車一樣;又像一個鳥仗著兩翼，向天空飛翔一般。我確信這兩種思潮都是人群進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確信這二種思潮，一面要有容人並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獨守的堅操。”
時代的要求，加上先驅者的奮爭，白話文學的主張取得了勝利。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規定白話為“國語”，通令全國中小學採用白話課本。從那時開始，中國兒童的啟蒙教育不再是他們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們生活的這個世界上最適合於他們的東西。
白話文運動並不是文學革命的全部。李大釗在《什麼是新文學》一文中說：
我的意思以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剛是介紹點新學說、新事實、敘述點新人物，羅列點新名詞，也算不得新文學。
魯迅說，白話文學“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
所以，新文學的建設沒有停留在胡適所講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要求上，而是進一步致力於文學內容的革新。在這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是浙江紹興人，長兄周樹人(1881-1936)，筆名魯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筆名知堂等。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對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樹人”和“作人”，產生了磁化般的影響。
周作人在文學革命中發表了《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等重要文章，提出要從“靈肉一致”的生活角度去創造“人的文學”、“人性的文學”、“個人的文學”，又提出文學“為人生”的主張。他說：
我們不必記英雄豪傑的事業，才子佳人的幸福，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
周作人提出“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的藝術主張，這是對虛偽粉飾的仿古文學的有力矯正。20世紀的中國文學中，“純美學”、“純藝術”的傾向始終不能占據主流，這與20世紀中國直面現實的需要高於一切是密切相關的。
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也發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擊封建倫理道德，為文學革命吶喊助威。魯迅以他堅定清醒的現實主義立場和堅韌持久的戰鬥精神，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流砥柱和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代表。而在新文化運動初期，魯迅影響最大的則是他的文學創作實績。
1918年5月，《新青年》開始全部採用白話。魯迅就在這一期上發表了新文學小說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記》。這是一篇反對封建禮教的戰鬥檄文，小說中的“狂人”象徵著一代還不能被多數民眾理解的文化先覺者，是一個英勇孤獨的戰士。他通過痛苦的反思，得出了一個振聾發聵的結論：封建宗法制度“吃人”。
小說結尾，說將來的社會“容不得吃人的人”。魯迅沉痛地寫道：
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
救救孩子……
魯迅在《狂人日記》之後，“一發而不可收”，寫出了《孔乙己》、《藥》等著名小說，深刻揭示了封建傳統思想給人們造成的精神創傷。他解剖中華民族國民性的弱點，意在暴露社會的病根，以引起療救的注意。幾年後，他把自己這一時期的小說結集時，取名《吶喊》。“吶喊”二字，正是“五四”黎明期總體姿態的寫真。那聲音，直到1921年前後，還依然嘹亮。
在這片剛剛撕開的天宇上，一雙雙幼稚的手開始勇敢地“塗鴉”了。剛寫了幾首《老鴉》、《鴿子》和“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的胡適，1919年居然寫出了《談新詩》，還發表了一部獨幕劇《終身大事》。1918、1919兩年，《新青年》、《每周評論》連環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戰鬥力極強的雜感，如魯迅的《我之節烈觀》，陳獨秀的《偶像破壞論》，李大釗的《新的!舊的!》，劉半農的《作揖主義》等。這些雜感仿佛武俠小說中的“分筋錯骨手”，進一步撕裂著舊世界的鐵幕，進一步鼓動著新世界的狂飆。
小說界的動作也非常快。還在新文學小說的奠基作《狂人日記》問世之前兩個月的1918年3月，胡適就在北京大學作了一篇《論短篇小說》的演講。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學作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的演講。若從時間上看，1917年的6月，陳衡哲在《留美學生季報》的新4卷夏季2號上發表的《一日》，目前被認為是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但這篇小說對於當時的國內文壇並無較大影響，作品本身也淺白直露，倘一味強調其“白話”價值，則恐怕上溯起來，在此之前，白話作品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