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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天父母的神情仿佛有點怪。他們告訴我,父親明天要去參加一個學習班,要住在那裡。我聽了就有點羨慕,我一輩子喜歡吃別人家飯、住別人家床、聽別人家話、給別人家幹活——天生的無產階級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親出門時,我要跟他去。父親在樓門口抱了我一會兒,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親又抱起我。我從小性格與父母不合,父母經常打我,特別是四五歲後,抱我很少。所以這個場面我記得非常清楚,連同那高遠晴朗的天空和樓里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長大後經常想到他們對我溫情的一面,也就原諒了他們對我的無理毆打。這時母親喚我回去,父親卻說就讓這王八蛋跟我去吧。於是我就這樣跟父親來到了“學習班”。
那時的“學習班”就是各單位專門成立的對有錯誤、有問題的人員進行強制性思想學習和思想改造的內部清理機構。一般不許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許隨便對外聯絡。至於時期長短、具體規則,那是百花齊放。據說有的學習班如同拘留所,學員如同犯人,挨打受罵。而有的學習班則如同養老院,美食終日,讀讀報紙,大概跟美國拳王泰森蹲的監獄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寫美國監獄,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獄者大不相同。
我父親去的這個學習班是哈爾濱市商業局系統的一個大班,學員有好幾百。學習地點是在一個大學,好像是哈爾濱師範學院(今師範大學)。報到時要交幾塊錢伙食費和幾斤糧票,這有點象徵性,實際吃的東西價值遠遠超過這些。報到後發現許多叔叔阿姨我都認識,包括父親廠子的一些黨員幹部。他們看我來了都很高興,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有兩下子”。其他單位也有帶小孩來的,但都沒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願來的。然後是分配房間,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張床。房間非常乾淨,我覺得像旅店,現在想想,那是學生宿舍。
以後我就過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細糧,而且花樣很多。我家當時只我一個孩子,生活是那一帶比較好的,但因為開支無計劃,父親總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禮拜天才吃肉,米麵也不能天天吃。這個學習班裡,吃飯時8個人一桌,早上是饅頭、燒餅、玉米粥,四盤素菜,兩小碟鹹菜。中午和晚上是饅頭、發糕、油餅、花卷、米飯、麵條輪換,六到八盤熱菜,葷素各半。有時也吃窩頭或餃子、包子,吃窩頭時就配大米粥,吃餃子、包子時就不給菜,但醬油醋和大蒜隨便吃。父親提醒我不要多夾肉,要把肉留給別人。可是別人經常把肉夾給我。我在這兒倒是學會了集體生活的一些規矩。父親在部隊生活多年,對這種大鍋飯十分習慣。他給大家講了很多部隊上吃飯的趣談。比如怎樣能夠多吃到飯?你如果盛一大碗飯,以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時,飯桶里已經沒有了。聰明的人應該先盛半碗,比別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過父親對這裡的伙食似乎不太滿意,因為沒有酒。後來他和幾個酒鬼叔叔還是不知從哪兒弄到酒,喝了好幾次。
吃飯之外就是學習。每天上午集中學習,經常是個什麼領導作報告或是請個貧下中農憶苦思甜,大家記錄。我父親是私塾出身,字寫得很好。他常常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這些個中學生,那個字兒寫得個屁呀!哪有我寫得好哇!”我總想說他污衊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兒就寫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污衊。他們總讓我溜出去玩兒,但我不願意跟那幾個孩子一塊玩兒,半懂不懂地跟大人們一起聽著。那種嚴肅的、有點枯燥、有點涼意的氣氛,我感覺挺好,覺得世界很乾淨,自己和大家都很乾淨。
下午是分組討論,主要是讀報紙和發言。讀報時,他們經常讓我讀標題和第一段,然後誇我道:“還沒上學呢,真他媽靈!我那兒子,狗屁!”我想起這些情景,看看我現在的兒子,一天認不了兩個半字兒,他那糊塗媽媽還誇他靈,我說:“狗屁!把他爹氣死!”他媽就說:“對,把他狗屁爹氣死!”讀完報就挨個發言。有的空口說,有的對著小本子說,有的寫了密密麻麻幾大張紙照著念。有的在發言前先背誦幾句毛主席語錄,發言後喊幾句口號。其實那會兒沒人要求這樣做,並不像姜昆、李文華的相聲《如此照相》里那麼誇張恐怖。但這是一種時髦,不是每個人都能根據發言內容找到恰如其分的語錄和口號的。我對有個性的東西記得最牢。有一個叔叔檢討他為什麼打老婆時,先背誦“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婦女能頂半邊天。”最後喊的口號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都跟女人有關係,但我在一旁想,你老婆又不是劉胡蘭,怎麼能“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你老婆要是劉胡蘭,你還敢打?還有,我父親在家裡也打老婆打孩子,怎麼不檢討?他檢討的是在單位胡亂罵人的問題。我覺得我父親應該背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五項注意:“第五不許打人和罵人,軍閥作風堅決克服掉!”但我父親什麼也不背,他發言很長又很自然,很有首長風度,不時夾著一些山東粗話,這是在部隊鍛鍊出來的本事。我想,父親這樣的人,部隊如果送他們去上大學,一定會成為大能人的。結果他懷才不遇,在喝酒罵人中度過了大半輩子。父親檢討的是罵人問題,但一邊檢討一邊還在不知不覺地罵,特別是“他媽的”出現頻率很高,別人常常大笑,說老孔你檢討個屁呀,越檢討越罪大惡極。父親說“我他奶奶的莫辦法呀,誰他媽的樂意罵人啊?你媽了巴子的老實聽著就完了,故意找他娘的什麼毛病啊!”大家都喜歡找到一些花絮來岔開話題,使討論中斷,這等於是精神休息。討論基本是嚴肅認真的,但也穿插著嬉笑怒罵,包括男女之間開玩笑,有一次幾位阿姨還拿著報紙把男人們一通亂打。
討論的主題一般是上午規定的,但他們有時也即興討論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比如一次他們討論“婦女能頂半邊天”是什麼意思。就是婦女也不能在家裡閒呆著,要出來幫忙頂半拉天。一個阿姨說:“能頂半邊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時候你們頂過整個的天啦?叔叔說,這不明擺著,你們沒有我們有勁兒,我吃4個饅頭,你吃兩個,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這不就是說,我們是整個的,你們是半拉的嗎?阿姨說,你可真敢腆著臉胡說啊!我生了4個孩子,你生幾個?叔叔說,你甭嚇唬我,你生100個也好,請問,沒有我,你咋生!眾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圍脖就撲過去,把那叔叔抽得東躲西藏,說好好,乾脆整個天都讓你們頂,我們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說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誰也不許偷懶。打鬧了半天,還是沒明白這句話是啥意思。
晚上是自由活動,有時看電影、演出什麼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籃球,最多的是打撲克。也有人找藉口請假回家。其實也沒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幾個小時都沒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覺,出去一律請假。看電影演出之前要集體唱歌,他們有時不愛唱,就讓我們幾個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讓我唱樣板戲、背誦毛主席語錄。我那時還不能把樣板戲全本唱下來,但主要的唱段都沒問題。只是嗓子還沒發育,唱什麼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語錄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報紙上登過的都會。他們喜歡隨便說一句,然後我應聲接下去,對答如流,百無一失。所以後來我在整個商業局都有了名,我父親一去局裡開會,別人就問:“孔胖子,你兒子又讀什麼長篇小說啦?”我偶爾也感到,他們是利用我來解悶,所以我有時拒絕表演。但我通常不覺得在無損自己尊嚴的情況下為別人解悶有什麼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