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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孩道：“小說書上又常說‘問鼎中原’，這跟‘逐鹿中原’好像意思差不多。”

　　  那文士道：“不錯。夏禹王收九州之金，鑄了九大鼎。當時的所謂‘金’其實是銅。每一口鼎上鑄了九州的名字和山川圖形，後世為天下之主的，便保有九鼎。《左傳》上說：‘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楚子只是楚國的諸侯，他問鼎的輕重大小，便是心存不軌，想取周王之位而代之。”

　　  那小孩道：“所以‘問鼎’，‘逐鹿’便是想做皇帝。‘未知鹿死誰手’，就是不知那一個做成了皇帝。”

　　  金庸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來看待帝王的“功業”的。毛澤東在《賀新郎·讀史》中說：“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金庸在《射鵰英雄傳》中借一首曲子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金庸小說戳穿了中國政治文化的神聖，揭破了從朝廷政治到民間政治的種種黑幕。  

　　  《碧血劍》第十九回寫道：

　　  李岩心頭大震，當即站起。他知自來帝皇最忌之事，莫過於有人覬覦他的寶座。歷朝開國英主所以屠戮功臣，如漢高祖、明太祖等把手下大將殺得七零八落，便是怕他們謀朝篡位，李自成要是信了這句話，那可糟了，不由得顫聲道：“這……這……這……”

　　  金庸不是專門針對某些“暴君”、“昏君”，而是重在揭示體制所導致的惡果。有時金庸對某些帝王還加以讚賞的筆調。如《鹿鼎記》第三十四回寫道：

　　  康熙笑了幾聲，隨即正色道：“我讀前朝史書，凡是愛惜百姓的，必定享國長久，否則盡說些吉祥話兒，又有何用?自古以來，人人都叫皇帝作萬歲，其實別說萬歲，享壽一百歲的皇帝也沒有啊。什麼‘萬壽無疆’，都是騙人的鬼話。父皇諄諄叮囑，要我遵行‘永不加賦’的訓諭，我細細想來，只要遵守這四個字，我們的江山就是鐵打的。什麼洋人的大炮，吳三桂的兵馬，全都不用擔心。”

　　  金庸借康熙之口，反諷了封建君主制的弊端。其實就在康熙這樣的“聖明”君主統治下，也是貪官橫行，冤獄不斷，韋小寶這樣的人飛黃騰達，真正的人才飽受壓制。金庸不但從文化上，而且從政治上，寫出了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崩潰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它和《紅樓夢》有同樣的深度。  

　　  50-70年代，中國大陸文學中的個人崇拜色彩逐漸濃厚。與此同時，金庸有意對個人崇拜問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笑傲江湖》中日月神教的東方不敗、任我行是論者常舉的例子，《天龍八部》中的星宿老怪也是一個例子，《鹿鼎記》中神龍教的洪教主也是一個例子。個人專斷的體制下產生的溜須拍馬，歌功頌德，這樣的集團他寫了不少。

　　  綜上所述，金庸小說以“文化中國”為旗幟，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方位的弘揚與批判，使中國現代讀者重新建立了複雜的民族國家信念。這種文化中國的觀念與“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和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文學傳統都既有衝突、又有呼應，因此，關於金庸小說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爭論必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延續下去，而中國的國民文學發展也勢必要受到金庸文學的巨大影響。其實，這種影響已經發生了。

　　  (本文系2003年金庸小說國際研討會論文，並投交《現代中國》刊物發表)

　　  小生常談篇老舍的大眾文化意義

　　  不論在現代文學研究界還是在普通的閱讀接受領域，老舍一向被當作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的一個得到較高的尊崇。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三大“新貴”的座次直線上升，此外艾青、馮至、穆旦這三大詩豪也身價倍增，再加上趙樹理、丁玲乃至張恨水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六大巨頭的“常任理事國”地位有所動搖。特別是“郭巴”兩位似乎被認為不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而準備在恰當的機會將他們列入“甲B”的二流集團，而茅盾的長篇小說“大哥大”的寶座也搖搖欲墜。在這樣豪傑並起的境況艱難中，老舍不但沒有貶值，反而有凌越於茅公巴老之上，與沈從文錢鍾書平起平坐、蟬聯現代小說大師“後三雄”之勢。這一微妙的局面未能引起人們應有的關注，原因是老舍並不處於全局之中的“亮點”。而當我們在鎂光燈刺眼的閃爍之餘稍微去注視一下老舍時，則或許會產生一些有趣的思考。讓我們理清一下思路，再做幾個簡單的結論。

　　  首先我們來看，在所謂“魯郭茅巴老曹”這六大巨頭之中，老舍明顯是個“異類”。魯郭茅3位都是“五四”新文學的開創者，吶喊的吶喊，涅槃的涅槃，為人生的為人生。巴金可說是五四精神在小說領域的代表，一句“我控訴”，就喚起了多少熱血青年的心。他描寫魯迅式的“吃人”，追求郭沫若式的“新生”，學習茅盾式的“三部曲”而發揚光大。曹禺則是“五四”精神在話劇領域的代表，雖然主觀上沒有那麼強烈的“五四”創作思想，但是他的每一部劇作都正好呼應了時代對新文學話劇的要求。他的《雷雨》被解讀成話劇里的《家》，他的《日出》被解讀成話劇里的《子夜》，他自己也心甘情願追隨新文學的車輪一同前進。這5人中，從學者、思想家、理論家，到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散文家，應有盡有，按照中國人的“數字審美學”，已經可以組成一個圓滿的“五虎將”陣容。可人們不知從何時起，非要加進一個老舍才覺得“六六大順”。殊不知，老舍跟他們，用老舍式的話說：“是八桿子也打不著的親戚”。仿佛推選6大高僧，混進了一位老道，雖然也是出家人，但念的根本不是一本經。看看名字就覺得彆扭，人家的名字都有比較深刻的意義，“魯迅”是“雖魯而迅”，“沫若”是家鄉之二水，“茅盾”是戴了草帽的“矛盾”，“巴金”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曹禺”是“萬分”(雖然他們本人未必承認)。只有這個“老舍”，是取本名“舒慶春”的“舒”字的一半。看字面，既不新潮又無深意，是“五百年的舊房子”還是“一年四季開粥廠”呢?不管哪個意思，都透著俗，這是一個標準的舊派文人的筆名，當然比起什麼“泣珠生”、“春來瘦”一類的名字要高雅大方多了。

　　  老舍跟其他5位大師最大的區別在於，他不是吃“五四”飯的。雖然六巨頭中他是惟一生長在“五四”運動策源地的正宗北京人，但他仿佛身處風暴眼，那風暴跟他沒關係。“五四”時期那七八年，老舍忙著養家餬口，當過一陣小學校長，還當過一陣勸學員。後來雖然到燕京大學旁聽過，但那是為了給出國混事打基礎，他跟大學裡的風潮、派系基本上沒瓜葛。想要用“五四”給老舍臉上貼金是比較困難的，老舍在1957年寫了一篇《“五四”給了我什麼》，想給自己貼點金，可是囉嗦了半天，都是人人能說的廢話，無非是“五四”讓他懂得了反帝反封建和使用白話文。我們頂多可以說一句他是“五四”運動的支持者。但這也很難講，因為後來老舍成為大作家後，除了在官樣場合，他很少提到“五四”。老舍在對待“五四”的態度上，跟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極其相似的：熱烈擁護，堅決支持，但到底擁護的支持的是什麼玩意，自己並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