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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中國詩壇乃至全民族的審美胃口實在太弱了，承受不了如此之大補。連胡適、艾青這樣的大家都搖頭側目，只好慢慢地來了，此發展規律之必然。

　　  其次，作品實在幼稚，佳作極少。試作定量分析，可知模仿遠遠大於創造，長期競爭不過浪漫派和現實派，與法國祖師相比也有辱門風。只是到了上世紀30年代中期，才勉強占領了幾年制高點，不過，那已是中國化的象徵主義了。

　　  追求主體原因，則可看出詩人缺乏對詩歌發展規律的高層次把握，對古典詩歌修養不夠，語言學知識欠缺，理論與創作分家等等。

　　  終於，我們只好嘆息一聲“春風不度玉門關”了。《中國初期象徵派詩歌研究》一書中似乎也隱隱包含了這種情調。今天，把李金髮這盞燈拾起來，只能是“自將磨洗認前朝”了。由於上述那些原因如今都已基本解決，所以，二三十年代那些風得以順利地吹過來了，但可惜已不是春風了。

　　  現代詩歌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新詩如何發展的重要依據。亦步亦趨，終非久計;何去何從，有待深思。舒婷與北島，早已不再是少年時的江淹了。現代派現代派，很多人可以把夢話拿去發表，標榜為現代派。一切概念皆有其歷史性。現實主義倘若一味堅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結果必然將詩壇變成沒有項目的奧運會。一種體育項目，玩的人多了，奧運會就分給它一塊金牌，以後沒人玩了，沒人看了，自然無人報名，項目自然取消。但在體育史上，還是要研究它的起源發展、規模影響，誰拿過冠軍，是否被觀眾認為粗暴野蠻不道德等等。例如拳擊，是應該改革競賽規則，還是一律以公開鬥毆拘捕呢?  

　　  我有個想法，覺得詩歌這種形式在人類的藝術史上進入了晚年。記得在哪本刊物上看到過相似的觀點，頗為欣慰。我認為，對現代派詩歌的研究最能有助於對這個問題的或肯或否，因為現代派是新詩藝術的珠穆朗瑪峰。

　　  (發表於《敦煌詩刊》2002年卷)

　　  正打歪著篇北京人的口頭語

　　  北京人有兩個口頭語：“就是說”和“等於是”。用這兩個口頭語可以連接任何上下文，例如：

　　  “您喜歡張藝謀的電影嗎?就是說他那電影吧特有個性，等於是你一看開頭就被它給吸引住了。”

　　  “我覺得咱們中國足球肯定沒戲，就是說中國這個民族就不適合踢足球，等於是陪人家老外白玩兒。”

　　  北京人的一大段話中往往塞進了許多“就是說”和“等於是”，而上下文之間卻經常並不存在可以等價替換或者相互闡釋的關係。北京人就是這樣，把本來沒有關係的萬事萬物都“等於”和“就是”到一塊兒，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侃得雲山霧罩，有時自己也忘了到底要說什麼。他們並不注意事物間客觀上的具體聯繫，而主要是為了求得主觀上的表達愉悅，圖個說得“嘎崩流利脆”，說完就完，誰較真誰傻冒。用個時髦的學術名詞，叫做“能指的遊戲”。北京人是語言藝術大師，但不是語言大師，更不是生活大師。他們在玩弄語言中得到了許多幸福感和優越感，但也有被語言所玩弄了的時候，更多的時候是被生活給玩弄，被那些語言能力平庸，甚至是結結巴巴的外地人給玩弄了。只有那些聰明的北京人，能夠放棄這兩個舒服的口頭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實事求是地看世界，看人生。  

　　  (發表於《武漢晚報》)

　　  正打歪著篇北京文學的貴族氣(1)

　　  北京文學的研究者一般都注意到了北京文學的平民氣，從老舍到王朔，都被看成“市民精神”的代表。然而如果仔細研究北京文學所表現出來的平民氣，特別是與其他城市文學的平民氣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北京文學在平民氣之外，或者說背後，還有著強烈的貴族氣。這不但是北京文學區別於其他城市文學的重要標誌，而且也是北京文學的平民氣與眾不同的重要標誌。

　　  本文所說的北京文學是廣義的，包括京派文學與京味文學，以北京人身份進行創作或者以北京生活為題材的文學。本文所說的貴族氣指超越於平民日常生活之上的以精神生活追求為核心的人文氣息。

　　  京派文學的貴族氣似乎不需要過多證明。魯迅論京派和海派時早就指出，京派近官而海派近商。“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京派”與“海派”》)京派文學的作者大多不是北京人，但他們喜歡在北京當教授和文人。他們喜歡北京比較舒緩的生活節奏，用欣賞的態度來描寫北京的生活。他們最重要的作品不一定是北京題材，沈從文、蕭乾、汪曾祺都以“鄉土文學”馳名。但他們那些“鄉土文學”的特色恰恰在於是以北京文化人的視角來創作的。魯迅把這類鄉土文學叫做“寄寓文學”。他們已經脫離了自己所描寫的鄉土，他們身在文化的中心，遙想著那田園色彩的鄉土。那鄉土不是現實，而恰恰是表現他們貴族姿態的一種手段。沈從文所描繪的如歌如夢的湘西，只存在於他的記憶和幻想之中(參見拙文《沈從文的自卑情結》)，他的湘西世界是作為罪惡的都市世界的對立面而存在的，是沈從文批判現代文明的參照系。如果失去了這個意義，那就有理由說沈從文《邊城》一類的小說是虛偽的。他們描寫的是下層社會，但關心的卻是人類文明走向的形而上的問題。正如陶淵明雖然“種豆南山下”、“戴月荷鋤歸”，但他的思想境界仍然是貴族的。魯迅戲稱他們為“京派大師”，就是準確地看到了他們貴族氣的一面。貴族也關心平民疾苦，或者說正因為他們是貴族，他們才關心平民的疾苦，重要的不是“疾苦”，而是“關心”，貴族的姿態就從“關心”上展現出來。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非常關心炎熱的暑天裡的窮人，但小說的閱讀效果卻很爽快。凌叔華的《繡枕》非常關心平民女子的命運，但小說的筆調是那麼優雅。正像通俗小說經常描寫王公貴族的富麗堂皇的生活，卻恰恰因此暴露出自己的世俗氣息。京派文學正是用一種“垂青”的態度，俯瞰人間的態度，使人覺得其高不可攀。京派文學表面的輕鬆里，蘊藏著深厚的自負，仿佛和藹可親，實則距離明確。京派文學的個人性十分突出，雖稱一派，但互不統屬互不瓜葛，語言風格也“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沈從文使用自己苦練出來的長短不齊的經常不合規範偶爾還有病句的抒情性語言。廢名喜歡使用枯澀簡潔模擬絕句表達方式的略帶病態的短語。汪曾祺雖然不是北京人(籍貫江蘇高郵)，卻最喜歡模仿北京口語，他使用一種描述性極強的又富於抑揚頓挫韻律的語句。例如小說《八月驕陽》里的一段對話：

　　  “還有個章法沒有?我可是當了一輩子安善良民，從來奉公守法。這會兒，全亂了。我這眼面前就跟‘下黃土’似的，簡直的，分不清東西南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