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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飯糙糙結束。

　　  洗碗的聲音輕得不能再輕。

　　  隨後，家裡的燈都熄掉。

　　  月光開始照耀。"聲討"仍在繼續。

　　  全家人這兒一個那兒一個坐在月影里，默默地聽著，不去反駁，不去制止。爸和媽偶爾去窗邊望望，只盼那孩童的遊戲自生自滅，惟恐引得大人們當真。

　　  主要的問題是，從那天起，沒有人跟M玩了。

　　  從那天開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廣播，怕廣播中會出現她的名字。

　　  那時候廣播喇叭無處不在，吊在樓頂，懸在桿頭，或藏在茂密的樹冠里。

　　  那個夏天剩下的日子，七歲的小姑娘常常獨自走進花園，對著寂靜的花糙，對著飛舞的蜜蜂和蝴蝶，對著風，祈禱，對著太陽訴說自己的無辜，或忠誠。

　　  "那天我錯了，但我不是那樣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樣想的，向毛主席保證！"

　　  "我是怎麼想的，毛主席他不會不知道。"

　　  她聽見蟬歌唱得悠然，平靜，心想大概不會有什麼事了。  

　　  她聽見大喇叭里正播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來不會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總是播放"拿起筆作刀槍"那樣的歌，歌一完，廣播裡就會說出一個人的名字，說他幹了什麼和說了什麼，說他是反革命。可現在沒有，現在並沒播放那樣的歌。是嗎？再聽聽。沒錯兒，現在又播放樣板戲了。

　　  小姑娘長長地吐一口氣，坐下，看天邊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沒人跟她玩了。這才是真正的恐懼。

　　  她盼望著有人來跟她玩。但她盼望的並不是遊戲的快樂，而是孩子們能夠轉變對她的態度。這才是真正的疑難。

　　  一顆七歲的心，正在學會著根據別人的臉色來判斷自己的處境。

　　  一顆七歲的心已經懂得，要靠贏得別人對你的好感，來改善自己的處境。

　　  但是，有什麼辦法嗎？

　　  她想起家裡還有一罐水果糖。無師自通，她有了一個小小的詭計：給孩子們發糖，孩子們就會來跟她玩了。每人發一塊，他們就會重新喜歡她了。

　　  爸和媽都不在家。她沖孩子們喊："餵--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櫃頂上。她蹬著椅子，椅子上面再加個小板凳，孩子們圍著她，向她仰起笑臉。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裡又鬆一口氣——本來還怕夠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們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樣，惟比以前多出了一個目的。

　　  "還有糖嗎？"

　　  "看，還多著呢。"

　　  她再給每人都發一塊。

　　  孩子們慢慢忘記著"反動"的事，單記得那罐子裡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快綠色的行嗎？"

　　  "紫色的，我還沒吃過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塊。

　　  那年月，糖果並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櫃頂上。但七歲的小姑娘已經顧不得糖果的珍貴了，惟在心裡感動著它們的作用。

　　  工間操，媽媽回來了，她讓孩子們躲在床下。媽媽走了，她把孩子們放出來。她怕孩子們離開，再給每人發一塊，她怕孩子們一離開就又會想起"反動".  

　　  孩子們很快就摸出了一個訣竅--以"離開"相威脅，或以"再來"相引誘，就能夠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們要回家了，走到門口又站住。

　　  8.M的故事（2） 史鐵生

　　  "再吃最後一塊吧？"

　　  "行，那你們明天還來嗎？"

　　  "要不兩塊吧，最後的。" "明天你們還來，行嗎？"

　　  多年以後，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寫的這個故事給她看。看罷，她沉吟許久，竟出人意料地說：好象不是這樣——

　　  "好象不這麼簡單。好象有什麼地方，不大對。"

　　  "哪兒？"我問，"什麼地方不對？"

　　  她說是結尾。"我給他們糖，不是想讓他們不走，不是想讓他們再來，而是想讓他們快走吧。最後再給你們每人兩塊，我是想讓他們別再來了。"  

　　  "為什麼？你不是害怕沒人跟你玩嗎？"

　　  "噢，是呀……"

　　  "那，為什麼又不想讓他們再來？"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點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憶："因為，他們不走，他們就還會要。他們要是再來，我想他們一定還會要。可罐子裡的糖，已經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媽媽發現？"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發現。她沒發現，我心裡反而難過。"

　　  "最後呢，她發現了嗎？"

　　  "沒有，她一直都沒發現。"

　　  "照理說她應該不難發現啊？"

　　  "是呀。不過也許，她早就發現了。也許她是故意不發現的。"

　　  9.B老師（1） 史鐵生  

　　  B老師應該有六十歲了。他高中畢業來到我們小學時，我正上二年級。小學，都是女老師多，來了個男老師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還因為他總穿一身退了色的軍裝；我們還當他是轉業軍人，其實不是，那軍裝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處理物資。

　　  因為那身軍裝，還因為他微微地有些駝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師的年齡。"您今年三十幾？"或者："有四十嗎，您？"甚至："您面老，其實您超不過五十歲。"對此B老師一 概微笑作答，不予糾正。

　　  他教我們美術、書法，後來又教歷史。大概是因為年輕，且多才多藝，他又做了我們的大隊總輔導員。

　　  自從他當了總輔導員，我記得，大隊日過得開始正規；出旗，奏樂，隊旗繞場一周，然後各中隊報告人數，唱隊歌，宣誓，各項儀式一絲不苟。隊旗飄飄，隊鼓咚咚，孩子們感到了從未有過的莊嚴。B老師再舉起拳頭，語氣昂揚："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孩子們齊聲應道："時刻準備著！"那一刻藍天白雲，大夥更是體會了神聖與驕傲。

　　  自從他當了總輔導員，大隊室也變得整潔、肅穆。"星星火炬"掛在主席像的迎面。隊旗、隊鼓陳列一旁。四周的牆上是五顏六色的美術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一類。我們幾個大隊委定期在那兒開會，既知重任在肩，卻又無所作為。

　　  B老師要求我們"深入基層",去各中隊聽取群眾意見。於是乎，學習委員、勞動委員、文體委員、衛生委員，以及我這個宣傳委員，一干人馬分頭行動。但群眾的意見通常一致：沒什麼意見。

　　  宣傳委員負責黑板報。我先在版頭寫下三個美術字：黑板報（真是廢話）。再在周圍畫上花邊。內容呢？無非是"好人好事","表揚與批評",以及從書上摘來的"雷鋒日記",或從晚報上抄錄的謎語。兩塊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禮拜日休息時寫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