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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說：“我們把奶奶送走了，送回農村老家了。”
母親說：“聽說有的地方打死人了。”
母親說：“讓奶奶去躲一下，然後再接她回來。”
我立刻大鬆了一口氣。
那個晚上我回到家，覺得輕鬆了很多。平安。平安的感覺。仿佛一個惡夢終於消散。安謐的夏夜，燈光也比往日柔和。安全感。夜裡，躺在床上，滿天的星星在窗外老海棠樹的枝葉間閃爍，我想了一下奶奶，奶奶她這會兒在哪兒？她隻身一人會碰上什麼？但是我不使自己想下去，我想明天，明天我不用再那麼害怕了，我與地生沒關係了，我可以清同學到我家裡來了，學校里將不會有人知道我是奶奶帶大的了。我不再想奶奶，我使自己不再想她，不再想她一個人此時正在何方，以及她會不會想起我……“那才是你的罪孽呵，”很多年後詩人L對我說。很多年後奶奶去世了，想起那個晚上，詩人對我說：“那才是你真正的罪孽呀。”我說是的。
但是你知道嗎？很多年前的那個晚上我就已經知道，那才是我的罪孽，那是真正的罪孽，不要說WR的勇敢，就便是畫家Z的憤恨也要比這乾淨得多。
但是你仍然感到輕鬆了。
是的。感到安全。
雖然醜惡依然是醜惡，但是別人並不知道，是嗎？
正是這樣。
於是安全了，是嗎？為了安全，我們得小心地掩蓋我們的羞恥。
否則怎麼辦？
詩人看著我，很久很久沉默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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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L沉默不語。很久很久之後他忽然問道：“可是為什麼，性，會是羞恥的呢？”
我一下子沒懂，思路怎麼一下子跳到這兒來了？
他問得非常認真，出人意料：“從什麼時候，都是什麼原因，性，成為羞恥了呢？自然的欲望，男人和女人的那些美麗的部位，從什麼時候和因為什麼需要遮蓋起來？”
真不明白，為什麼忽然想到了這個問題。
詩人說：“你敢說一說你的性慾嗎？或者叫作肉慾，或者還叫作yín欲——聽聽吧，已經都是貶意的了。”
詩人說：“可是為什麼呢？人體那些美麗的地方，怎麼會成為羞恥的呢？從什麼時候，辱房、腰腹、動人的大腿和茁壯的屁股需要隱藏？蓊鬱爛漫的毛叢中男人和女人的器官——呵想想吧，他們可曾有過意味著讚美的名字嗎？沒有，除了冷漠的科學用語就是貶意的不堪入耳的稱謂，使她們毫無生氣，使她們醜陋不堪。呵，我現在就找不到符合我心愿的他們和她們的名字，因為沒有，從來沒有，沒有這樣的詞彙這樣的語言，但這是為什麼呢？他們其實和健壯的臂膀一樣美呀，她們其實和纖柔的腳趾一樣美和溫柔的雙唇一樣美呀。脫去精心設計的衣裝那才是真正的美麗，每一處肌膚的滾動、每一塊隱約的骨胳、每一縷茂盛的毛髮那都是自然無與倫比的創造，矯飾的衣裝脫落之時美麗才除淨了污垢，擺脫了束縛，那明朗和幽暗，起伏，曲回，折皺，處處都埋藏著叫喊，要你貼近，貼近去吸吮她呼吸她，然後觀看，輕輕地動走起來互相觀看，步履輕捷，每一步都是從頭到腳的一次和諧的傳遞，舒暢的流動，人體這精密的構造，自在地伸展，扭擺，喘息，隨心所欲，每一根發梢都在跳躍，這才是真正的舞蹈，全部的美妙連成一體為所欲為，坦蕩的毛叢中那是男人和女人的天賦和靈感，愛的花朵，愛的許諾，生死攸關的話語。恨，還有虛偽，不能使他們挺拔，懷疑不會讓他們開放……男人和女人昂揚盛開的花朵那是最坦誠的表達呀，可是從什麼時候因為什麼要遮掩起來？甚至不能言說？連想一想都是羞恥？男人和女人，為什麼必要躲避起來才能縱情地渴求，流淌，顫抖，飄蕩，相互呼救？自由自在狂放不羈的千姿百態，最純潔無邪的心醉神馳，只有互相的需要，不顧一切地互相需要，忘記了差別棄絕了功利互相徹底給予，可為什麼，為什麼那倒是見不得人的？”
詩人百思不得其解。
詩人說：“亞當和夏娃懂得了善惡，被逐出伊甸園，為什麼他們首先感到赤身露體是羞恥的？他們走出那樂園，走入人間，開始走入人間同時開始懂得了遮掩——用一片葉子遮住那天賦的花朵，為什麼，走入人間和懂得遮掩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呢？”
詩人說：“我知道人的醜陋和罪孽，因而我知道人會有羞恥之心。但是我不懂，為什麼亞當夏娃首先要遮蔽那個地方？羞恥為什麼以此為最？”
我看著詩人，心裡相信，L就要成為真正的詩人了。
我從鏡子裡看著他，心想，在這些話語後面，詩人的思緒正在走向什麼地方，詩人的消息有了多久的流傳？
我從玻璃上，藉助月光，看見詩人並不出眾的身體，朦朦朧朧他年輕的花朵低垂著滿懷夢想，我感到詩人的目光里必是流露著迷茫，我想，從那個八月之後，詩人L怎樣走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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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沒有改造好的階級異己分子被送去農村，有些反動分子不甘心失敗而被打死了，有些“混蛋”妄圖報復因而也被打死了，有些老革命被發現原來是假的（原來是內jian、特務、叛徒）也被打死了，很多人被抓起來，有些人被打得受不了從樓上跳下去摔死了，那個八月里死了很多人。那些血淋淋的場面我有幸沒有目睹。只是打死了這三個字像小學校里的讀書聲那樣傳來，曾讓我心底一陣陣顫抖，十五歲的少年還說不清是為什麼顫抖，但留下了永不磨滅的陰冷和恐怖。很多年以後我才明白，是因為那三個字的結構未免太簡單了，那三個字的發音未免太平淡，那節奏未免太漫不經心了。人們上街買菜，碰見了，說誰誰給打死了，然後繼續排隊買菜，就這樣。親朋好友多日不見，見了，說某某某被打死了，或者跳了樓、臥了軌、喝了敵敵畏，就這樣。死了？死了。然後說些別的事，隨隨便便說些別的事。打死了，這三個字很簡單，說得平平淡淡。多年以後，我習慣了每天早晨一邊穿衣服一邊聽廣播，我聽見廣播中常常出現這三個字，在越南和柬埔寨、在阿富汗、在拉丁美洲、在中東、在所有進行著戰爭的地方，廣播員平平靜靜地報告說在那兒：“昨天，XX游擊隊打死了XX政府軍XX人。”或者：“前天夜間，XX軍隊在與XX組織的一次交火中，打死了對方Xx人。”聽起來就像是說打死了多少只老鼠和打死了多少多少只蒼蠅。小時候我還是個少先隊員的時候，我和我的小夥伴們每天就是這樣互相詢問的：“你又打死了幾隻？”“我打死了XX只。”每個星期就是這樣向老師匯報的：“我們小隊本星期消滅了XX只老鼠，打死了XXX只蒼蠅。”可那是“只”呀，多少多少只，聽起來要合情合理些，不是“人”。“打死了多少多少人”，“多少多少人被消滅了”，好像那些人生來是為了被消滅的，除了麻煩各位把我們消滅之外我們再沒有什麼事好做，好像人都難免是這樣一種害蟲，以備在恰當的時候予以打死。當然這些，十五歲的少年還想不到，那一陣顫抖很快就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