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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搬進宿舍時，好奇起見，我常特地在六點鐘起床參觀這項愛國儀式。早上六點正，幾乎是和收音機的報時分秒不差，這對寶便出現在院子裡，“學生制服”不消說，自然是穿著學生制服，外加黑皮鞋；而“中野學校”則一身運動服打扮，外加一雙白色布鞋。“學生制服”提著一口薄薄的桐木箱，“中野學校”則提著一台新力牌的手提錄音機。“中野學校”

　　  將錄音機放在升旗台邊之後，“學生制服”便打開木箱。箱子裡放著一面折得四四方方的國旗。這時，“學生制服”恭恭敬敬地將國旗遞給“中野學校”，好讓他為旗穿繩，然後“學生制服”便按下錄音機的電源開關。

　　  “我皇治世”（譯註：日本國歌名）國旗攀著旗竿，冉冉上升。

　　  唱到“小石的……”時，國旗才升到旗竿中央，唱到“暫且……”時，旗子已經升到頂端了。兩人挺直腰（立正），目不轉睛地仰望國旗。如果這時天空晴朗，又吹著風的話，那可真是一幕感人的景象了。  

　　  傍晚的降旗典禮和升旗典禮大致相同。只不過順序正好和早上相反。傍晚時是讓國旗冉冉下降，然後收進木箱子裡。晚上不掛國旗。

　　  為什麼晚上不掛國旗？我不知道。晚上這段時間，國家還不是一樣存在著，還不是有很多人在工怍？像是火車、計程車的司機、酒吧小姐、上夜班的消防隊、大樓的夜間警衛等。

　　  而這些人都得不到國家的庇護，我總覺得很不公平。但也許這其實並不挺嚴重罷！大概也沒有人會注意這些罷？會注意的大概只有像我這種人！再說，我也不過是一時心血來cháo，突然想到而已，也沒打算再深究下去。

　　  宿舍分配房間，原則上是一、二年級學生兩個人一間房，三、四年級學生則一人一間。

　　  住兩個人的房間約六個榻榻米大，呈長方形，房間盡頭的牆壁上鑲著一面鋁門窗，窗前則分別安上兩組可以背向讀書的書桌椅。在房門口的左手邊還放了一張雙層的鐵床。家具看來都極簡單牢固。除了書桌和床，另外還有兩個柜子，一張小小的咖啡桌，一個固定了的架子。

　　  再怎麼往好的方面想，你也絕對沒法說這是個詩情畫意的環境。大部分的房間架子上都擺著電晶體收音機、吹風機、熱水瓶、電熱器、即溶咖啡、茶包、方糖、煮泡麵的鍋子和簡單的餐具等等。在水泥壁上貼了些“平凡出擊”里的裸照，或是一些不知從哪兒撕來的小電影的海報。也有人開玩笑地貼了兩頭豬交配的照片，不過這算是極少見的。大部分都是貼裸女或年輕女歌星、女演員的照片。而桌上的書架上則擺了一些教科書、字典、小說等。  

　　  由於住的是清一色的男生，大部分的房間都髒得不像話。垃圾筒底黏著些發了霉的橘子皮，被當作菸灰缸來用的空罐子，積了足足有十七公分的菸灰，一冒起煙來，就立刻倒些咖啡或啤酒來滅火，所以房裡總是瀰漫著一股餿味。每一種餐具都髒兮兮的，到處更是都黏著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地板上也儘是些泡麵袋子、空啤酒瓶、蓋子什麼的。但就是沒有人會想到要拿支掃把將這些廢物掃進畚斗，再拿到垃圾桶去倒。因此，只要一吹起風，地板上的灰塵便跟著飛揚起來，弄得房裡灰濛濛的。而且，每個房間都飄著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怪味道。味道固然是依房間不同而略有差別，但構成味道的“分子”幾乎是一模一樣。沒別的，就是汗、體臭、還有垃圾。由於大夥兒把髒衣服全堆在床底下，再加上沒有人定期去曬曬棉被，棉被又吸進了大量的汗水，味道就臭不可聞。在這一片混沌之中，居然沒有致命的傳染病發生，直到今天我仍覺得不可思議。

　　  不過和他們比起來，我的房間卻乾淨得像太平間一樣。地板一塵不染，玻璃窗閃閃發亮，棉被一星期曬一次，鉛筆好端端地收到鉛筆盒裡，連窗都一個月洗一次。我的室友愛乾淨愛到幾近病態。我對其他人說：“這傢伙連窗都拆下來冼。”居然沒有人相信。沒有人知道窗是必須經常清洗的。大家都相信窗一掛上去就掛個大半輩子。“他神經病呀？”他們說道。於是，自此以後，大夥兒都管他叫“納粹”或“突擊隊”。  

　　  我們的房間不貼暴露的照片，貼的是阿姆斯特丹運河的照片。我本來貼了張裸女，但他卻說：“喂！渡邊，我……我可不喜歡這玩意兒……”，然後就將它撕下，換上運河的照片。我倒也並不是非貼裸照不可。所以也就沒說話了。不過，到我房間來玩的人看了那張運河照片，都說：“這是什麼東西啊？”我答道：“『突擊隊』可是一邊盯著，一邊手yín喲！”我只是開玩笑地隨便說說而已，沒想到大夥兒全慡快地相信了。因為大夥兒實在太慡快了，連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相信這是真的了呢！

　　  而且，大夥兒對我和“突擊隊”住在一塊兒的事，都抱著同情的態度，但我倒不怎麼厭惡他。只要我把自己弄得乾乾淨淨的，他倒是不怎麼幹涉我，我反而樂得清閒。掃地是他，曬棉被是他，倒垃圾還是他。我要是一忙起來就三天不洗澡的，等到發出臭味，他使會忠告我該洗澡了；或是忠告我該去理髮、剃鼻毛了。比較傷腦筋的是，只要有一隻蟲出現，他就拿著殺蟲劑繞著房裡四處噴。這時，我便只好躲到隔壁房間的那一片混沌之中了。

　　  “突擊隊”在某國立大學裡攻讀地理。  

　　  “我呀，正在背地……地圖。”第一次見面時，他對我說道。

　　  “你喜歡地圖呀？”我問道。

　　  “唔！大學畢業以後，我想進國土地理院去做地……地圖。”

　　  我深深體會出這世界上的人們果然是有著各種不同的希望。不同的人生目標。

　　  這還是我到東京之後第一次有所感的事情之一。在現今的社會裡，對製作地圖有興趣、有熱愛的人少之又少儘管實際上也不需要太多這的確教人很傷腦筋。

　　  但是一個一說出“地圖”兩個字就開始口吃的人會想進國土地理院，實在有點詭異。

　　  “突擊隊”並不一定是一開口就會口吃的人，可是只要一說到“地圖”這個字眼，便百分之百，立刻口吃了起來。

　　  “你……你念什麼？”他問道。

　　  “戲劇。”我回答。  

　　  “戲劇？意思是演戲？”

　　  “不！不是。是讀劇本、研究戲劇。像拉席爾啦、伊友奈斯利啦、莎士比亞的。”

　　  他表示他只聽說過莎士比亞。其實連我自己也幾乎可說是沒聽過。只是作筆記時曾寫過罷了。

　　  “你就喜歡這些？”他問道。

　　  “談不上特別喜歡。”我說。

　　  這個回答使他感到有些困惑。一困惑起來，口吃便愈形嚴重，使我覺得自己似乎很不應該。

　　  “我什麼都喜歡，”我解釋道：“什麼民族學呀、東洋史，我通通喜歡。只是有時會比較喜歡戲劇，如此而已。”不過，這段說明自然說服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