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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賓館，就伏在桌上寫日記，用隨身聽聽Radio head①，看一會兒書，十一點前上床睡覺。入睡前時而手yín。我想像著服務台的女孩，那時便將她是自己姐姐的可能性姑且逐出腦海。電視則幾乎不看，報紙也不過目。
我這種中規中矩、內斂而簡樸的生活的崩毀（當然早晚總要崩毀）是在第八天晚上。
第8章 那個昏迷的少年（上）
美國陸軍情報部（MIS）報告書
製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
題目：“RICE BOWL HILL INCIDENT：REPORT”
文件整理編號：PTYX-722-8936745-42216-WWN
同東京帝國大學精神醫學專業教授冢山重則（52歲）的面談在東京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內進行了約三個小時。使用錄音磁帶。關於此次問話的附帶索取編號為PTYX-722-267～291（註：但271及278資料損缺）。
發問者羅伯特·奧康涅魯少尉所感：
“冢山教授保持了專家應有的鎮定態度。在精神醫學領域他是代表日本的學者，迄今已有數種優秀著作出版。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同，說話不含糊其辭，明確區別事實與假設。戰前曾作為交換教授在史丹福大學待過，能講相當流暢的英語，想必多數人對他懷有信賴感和好感。”
我們以接受軍令的形式對那些孩子進行了緊急調查，同他們面談。時間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我們接受軍方請求或命令是極其例外的事。如您所知，他們在自己組織內擁有相當強大的醫療系統，加之原本就是著眼於保密的自成一統的組織，所以大多情況下都在內部解決，除了需要專門領域研究人員和醫師的特殊知識、技術的場合，根本不會有求於民間醫師和研究人員。
因此，有話傳下來的時候，我們當然猜測那是“特殊場合”。老實說，不喜歡在軍方指示下工作。大部分情況下他們尋求的不是學術性的真實，而是符合他們思維體系的結論或單純實效性。不是能與之講理的對象。然而正是戰時，軍令是違抗不得的，只能默默遵命從事。
我們在美軍空襲之下，在大學研究室里艱難地繼續著各自的研究。學生和研究生們差不多都被召去當兵了，大學成了空架子。精神醫學專業的學生沒有緩期應徵之類的待遇。我們接受軍方命令，暫時中斷已經著手的研究，帶上大致應帶的東西乘汽車朝山梨縣××町出發。我們一行三人：我，精神醫學專業的一個同事，加上一直同我們合作研究的一個腦外科研究方面的醫生。
我們首先被嚴肅告知：以下所說之事乃軍方機密事項，一概不准外傳。接下去我們聽取了本月初發生的事件。十六個孩子在山中昏迷不醒，其中十五名後來自然恢復知覺，但有關那一過程的記憶全部喪失。惟獨一個男孩兒無論如何也沒恢復記憶，仍在東京陸軍醫院昏睡。
事件發生後，負責給孩子們治療的軍醫從內科角度詳細敘述了治療經過。是一位叫遠山的少校軍醫。軍醫中有不少人較之純粹的醫師，性質上更近於但求保身的官僚。幸運的是他是位現實而又出色的醫生，即使對屬於外人的我們也一概沒有傲慢或排他性態度。他毫無保留地將必要的基礎事實告訴我們，講得客觀而具，。病歷也全部讓我們看了。他迫切需要的似乎是解明事實。我們對他有了好感。
我們從軍醫交給的資料中得知的最重要特徵，是從醫學角度看來孩子們身上沒留下任何影響。不管怎樣檢查，事件發生至今一直未發現任何——無論外科的還是內科的——身體性異常。孩子們的狀態同事件發生前一模一樣，極為健康地生活著。細緻檢查的結果，幾個孩子體內找出寄生蟲，但不值得特別提及。諸如頭痛、嘔吐、體痛、食欲不振、失眠、倦怠、腹瀉、做惡夢等症狀統統沒有。
只是在山中為時兩個小時的沒有知覺的記憶從孩子們腦袋裡失去了。這點無一人例外。甚至自己倒地時的記憶都沒有。那部分丟得利利索索。較之記憶的“喪失”，更接近“脫落”。這不是專業術語，是現在姑且使用的。“喪失”與“脫落”之間有很大差異。簡單說吧，對了，請想像相互連接著正在鐵道上行駛的貨物列車好了。其中一節車上的貨物沒有了。光是沒有貨物的空車即是“喪失”；而若不僅貨物，連車皮本身也一併不見則是“脫落”。
我們就孩子們吸入某種毒氣的可能性談論了一番。遠山軍醫說，這點當然是考慮對象，而這一來軍方必然與事件有關。在眼下階段，從現實角度看，不能不認為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往下說的屬於軍事機密，泄露出去可就麻煩了……
他的話的要點大致是這樣的：陸軍確實在秘密研製毒氣和生物武器等化學武器。但主要在總部設於中國大陸的特殊部隊內部進行。因為在人口密集的狹小國土上實施，危險委實太大。至於那樣的武器是否貯藏在國內，在此不好對你們細說，但至少現階段山梨縣內沒有，這點可以保證。
——軍醫斷言說山梨縣內沒有貯藏毒氣等特殊武器，是吧？
是的。他說得很明確。作為我們只能信以為真，印象上也好像相信亦未嘗不可。而且美軍從B29空投毒氣的說法，作為可能性是極低的——我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如果他們研製那樣的武器並決定使用，應當先在反應大的城市使用才是，而從高空往這樣的荒山野嶺投擲一兩顆下來，就連產生怎樣的效果都無從確認。何況，就算因為擴散而變得稀薄了，但若僅僅致使兒童的知覺失去兩小時、後來又未留下任何痕跡，這樣的毒氣也是不具有軍事意義的。
另外，據我們理解，無論人工毒氣還是大自然中產生的有毒氣體，都很難認為不會給身體留下任何痕跡。尤其對比成年人敏感而抵抗力弱的兒童身體來說，必定在眼睛和黏膜等部位留下某種作用的遺痕。至於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也可以依據相同的理由予以排除。
而這樣一來，往下就只能認為是同心理問題或腦組織有關的問題。並且，假設事件是這種內在原因所引起的，那麼不言而喻，從內科或外科角度查找遺痕是極其困難的。其遺痕是肉眼看不見的、無法用數值表示的東西。到了這一步，我們終於理解了自己被軍方特意叫來的原由。
我們同遭遇事故失去知覺的所有孩子進行了面談，也聽取了帶隊老師和特聘校醫的說法。遠山軍醫也參加了。但面談幾乎未能使我們獲得新的情況，無非再次確認軍醫的介紹。孩子們對事件絲毫不記得，他們看見高空仿佛發光飛機的物體，之後上了“木碗山”，開始在樹林中采蘑菇——時間在此中斷。往下記得起來的，僅僅是被慌慌張張的老師和警察們圍在中間，自己躺在地上。身體狀況沒什麼不妙，沒什麼痛苦，沒什麼不快。惟獨腦袋有點暈，同早上醒來時一樣，如此而已。所有孩子的話都如出一轍。
在結束面談的階段，作為可能性大大地浮上我們腦海的，理所當然是集體催眠。倘若將老師和校醫在現場觀察到的孩子們在失去知覺過程中出現的症狀同樣假定為集體催眠，那也決非不自然。眼球正常轉動，呼吸、脈搏和體溫略微偏低，記憶蕩然無存。情形大體吻合。帶隊老師所以沒有失去知覺，可以認為是由於導致集體催眠的什麼因故未對大人產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