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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讀者朋友以為我這個“村上專業戶”跟村上很熟，其實我也是今年一月十五日才見到他（九三年至九六年我曾在長崎執教三年，那時他幾乎一直旅居美國）。村上這個人極其低調，一般不接受媒體採訪。別說我國媒體駐東京記者，即使日本記者也見不到他。但我對於見他還是頗有信心的，因為我畢竟是譯者而不是記者，況且村上本身也搞翻譯即也是譯者，也跑去見過原作者，自當理解譯者的心情。實在見不到我也不至於抱憾終生，因為錢鍾書老先生早已開導過我們：雞蛋好吃就行了，何必非得見下蛋的雞。

　　  當然實際上我見到了這位著名作家。總的說來，村上和我想像中的差不許多：灰白色牛仔褲，三色花格襯衫，裡面一件黑T恤，挽著袖口，小男孩髮型，再加上沒發胖的中等個兒，的確一副“永遠的男孩”形象（村上認為“男孩”與年齡無關，具備三個條件即可：1，穿運動鞋。2，每月去一次理髮店而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辯解。並認為自己基本符合，尤其1、2兩條），就連當然已不年輕的臉上也帶有幾分小男孩見生人時的拘謹和羞澀。這種男孩氣還表現在簽名上。他在日文版《海邊的卡夫卡》寫完名字後，蓋了兩個印章，一個是趴在糙地上的小兔，一個是一對紅蜻蜓。於是我想，難怪他的作品多少都帶有孩子氣和童話意味，不僅男主人公，還包括一些比喻。  

　　  村上把女助手（他說是assistant，沒說是秘書）介紹給我。因是兩個女孩，我自然好奇地多看了兩眼，兩人既沒像《且聽風吟》里缺一支小手指，又不大像《尋羊冒險記》中耳朵漂亮得“摧枯拉朽”的耳模特。開句不太禮貌的玩笑吧，頗讓我想起《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中的208和209。我們隔桌坐下交談。他問我路上如何，我開玩笑說東京的交通情況可就不如您作品那麼風趣了，氣氛隨之放鬆下來。交談當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視對方，眼睛更多的時候向下看著桌面。聲音不高，有節奏感，語調和用詞都有些像小說中的主人公，同樣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很難想像他會開懷大笑。給人的感覺，較之隨和，更近乎自然，全然沒有大作家派頭，也不像“初次見面請多關照”式的一般日本人。他大約屬於他所說的那種“心不化妝”的人——他說過最讓人不舒服的交往對象就是“心化妝”的人——他的外表應該就是他的內心。

　　  我們談起翻譯。我說翻譯他的作品始終很愉快，因為感覺上心情上文筆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處，總之很對脾性。他說他也有同感，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閒談當中他顯得興致很高。一個小時後我以採訪的形式集中問了幾個問題。他回答得很有新意。關於《海邊的卡夫卡》，因為他在中文版序言談得更全面，這裡就不說了。此外幾點簡單歸納在下面的引號內。  

　　  （1）關於創作動力。“我已經寫了二十多年了。寫的時候我始終有一個想使自己變得自由的念頭。即使身體自由不了，也想使靈魂獲得自由。我想讀的人大概也會懷有同樣的心情。而這大約就是我所追求的東西。”

　　  （2）關於奇異的想像力。“想像力誰都有。難的是接近那個場所，找到門、打開、進去而又返回——我並沒什麼才華，只不過具有這項特別的專門技術。如果讀者在看我的書的過程中產生共鳴，那就是說擁有了和我同樣的世界。”

　　  （3）關於孤獨與溝通。“人生基本是孤獨的，但同時又能通過孤獨這一頻道同他人溝通。我寫小說的用意就在這裡。”“人們總要進入自己一個人的世界，在進得最深的地方就會產生連帶感。或者說人們總要深深挖洞，只要一直挖下去就會在某處同別人連在一起。而用圍牆把自己圍起來是不行的。”

　　  （4）關於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讀者。獲獎不獲獎對於我實在太次要了。何況一旦獲獎就會打亂自己的生活節奏和‘匿名性’，非常麻煩。再說諾貝爾文學獎那東西政治味道極濃，不怎麼合我的心意。”  

　　  （5）關於小說中流露出的對中國（中國人）的好感和中國之行。“我是在神戶長大的。神戶華僑非常多，班上就有很多華僑子女，就是說從小我身上就有中國因素進來。短篇《去中國的小船》就是根據那時候的親身體驗寫出來的。關於去中國，由於中國有那麼多讀者，去還是想去一次的。問題是去了就要接受採訪和宴請什麼的，而我不擅長在很多人面前講話和出席正式活動，以致逃避至今。倒是很抱歉的。”

　　  我起身告辭，他送我出門。走幾步我回頭看了他一眼。村上這個人沒有堂堂的儀表，沒有挺拔的身材，沒有灑脫的舉止，沒有風趣的談吐，衣著也十分隨便（他從不穿西裝），即使走在中國的鄉間小鎮上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這樣一個人被無數日本女性甚至中國女性視為第一男人。就是這樣一個人在這個文學趨向衰微的時代守護著文學故土並創造了一代文學神話，在聲像信息鋪天蓋地的多媒體社會執著地張揚著文學魅力，在人們為物質生活的光環所陶醉所迷惑的時候獨自發掘心靈世界的寶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於向前趕路的時候不聲不響地拾起路旁遺棄的記憶，不時把我們的情思拉回某個夕陽滿樹的黃昏，某場燈光斜映的細雨，某片晨霧迷濛的糙地和樹林……這樣的人多了怕也麻煩，而若沒有，無疑是一個群體的悲哀。

　　  下面再囉嗦幾句翻譯。據村上事務所介紹，迄今翻譯村上作品或已簽約的已達三十一個國家和地區。就我個人來說，自一九八九年翻譯《挪威的森林》開始，時間或快或慢過去了十多年，書厚的薄的加起來至今已是第二十一本。僅上海譯文社兩年來就已印了一百四十餘萬冊，讀者群已是極為可觀的數字。有不算少的讀者朋友來信問我怎麼學的中文、怎麼學的日文，甚至問我譯的怎麼不像日文，是不是我給拔高了美化了整容了。不用說，文學翻譯不同於數學，1+2可以等於任意數。說得極端點，一百個人翻譯村上就有一百個村上。在這個意義上，大家所看的村上是我理解的村上，好也罷壞也罷，都已宿命地打上了“林家鋪子”的印記。所謂百分之百的“原裝”村上，從實踐角度言之只能是神話。

　　  那麼，“原裝”村上大體是什麼樣子呢？北京師大中文系王向遠教授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文學翻譯史》中認為：“村上的小說輕鬆中有一點窘迫，悠閒中有一點緊張，瀟灑中有一點苦澀，熱情中有一點冷漠。興奮、達觀、感傷、無奈、空虛、倦怠……交織在一起，如雲煙淡露，可望而不可觸。翻譯家必須具備相當好的文學感受力，才能抓住它，把它傳達出來。”若再補充一點，那就是還有一點幽默——帶有孩子氣加文人氣加西洋味的幽默，它含而不露又幾乎無所不在。我作為譯者是否把這些傳達出來了，讀者自會評判。文學翻譯的根本目的乃是破譯他人的靈魂與情思，是傳送他人的心律和呼吸，是移建原文的氛圍和韻致。始而會意，繼而會心；始而見字譯之，繼而無字譯之。“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