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頁
彈子球機同希特勒的步伐有一個共同點：雙方都作為時代泡沫連同某種可疑性現於人世，比之存在本身，更是其進化速度使之獲得了神話式的光環。進化的動力當然不外乎三個車輪，即高科技、資本投入以及人類的本源性慾望。
人們以可怕的速度賦予這台原本同泥偶人大致無異的彈子球機以五花八門的能力。有人叫“發光！”有人喊“通電！”有人呼“安濮！”於是光照亮盤面，電用磁力彈擊球體，蹼（flipper）的雙管將球擲回。
記分屏（score）將操作伎倆換算成十進法數值，警示燈對劇烈的搖晃做出反應。繼而預定程序（sequence）這一形上學式概念誕生了，獎分燈（bonuslight）、加球（extra）、重來（replay）等各種各樣的學派從中產生出來。實際上彈子球機也在這一時期帶上了某種巫術色彩。
這就是關於彈子球的小說。
彈子球研究專著《獎分》的序言中這樣寫道：
除了換成數值的自尊心，從彈子球機中你幾乎一無所得，而失去的卻不可勝數。至少失去了時間——失去了足以建造所有歷屆總統銅像（當然是說如果你有意建造理察·M·尼克森銅像的話）的銅板都換不來的寶貴時間。
在你坐在彈子球機前持續消耗孤獨的時間過程中，也許有人閱讀普魯斯特，抑或有人一邊觀看車內電影《勇敢跟蹤》一邊同女友沉浸在性愛撫的快感中。而他們很可能成為洞察時代的作家，或幸福美滿的夫妻。
然而彈子球機不會將你帶去任何地方，唯獨“重來”的指示燈閃亮而已。重來、重來、重來……甚至使人覺得彈子球遊戲存在本身即是為了某種永恆性。…l
關於永恆性我們所知無多。但可以推測其投影。
彈子球的目的不在於自我表現，而在於自我變革；不在於擴張自己，而在於縮小自己；不在於分析，而在於綜合。
假如你想表現自我和擴張自己，那麼你恐怕將受到警示燈的無情報復。
祝你玩得愉快！
1
識別雙胞胎姐妹的辦法當然有好幾種，遺憾的是我一種都不知曉。五官也好聲音也好髮型也好，全都毫無二致。加之既沒黑痣又無青斑，真箇叫人束手無策。完美的複製。對某種刺激的反應程度也毫釐不慡，就連吃的喝的唱的以至睡眠時間、月經周期都如出一轍。
雙胞胎這一狀況是怎樣一種狀況，乃是遠遠超出我想像力的問題。如果我有雙胞胎兄弟，且我倆全都一模一樣的話，我想我肯定會陷入可怕的狼狽境地。也許因為我本身存在某種問題。
可她們兩人卻全然相安無事。意識到自己無法區分她們時，我大為驚訝，甚至氣急敗壞。
“截然不同的嘛！”
“壓根兒就是兩個人。”
我一聲沒吭，聳聳肩。
至於兩人闖入我房間已過去了多少時間，我記不清楚。自從同這兩人一起生活後，我身上對時間的感覺已明顯鈍化，恰似通過細胞分裂增殖的生物對時間所懷有的那種感覺。
我和我的朋友在澀谷去南平台的坡路旁一座商品樓租個套間，開了一家專門搞翻譯的小事務所。資金是朋友父親出的，不但款額不足以大驚小怪。除了房間的權利金，只買了三張鐵桌、十來本辭典、電話機和半打巴本威土忌；剩下的錢訂做一塊鐵招牌，琢磨出個合適名稱雕刻上去，掛到外面，又在報紙上發了一條GG。之後兩人便四條腿搭在桌面，邊喝威士忌邊等顧客。那是1972年春天的事。
數月過後，我們發現自己一鍬挖在了富礦上。數量驚人的委託件湧進了我們小小的事務所，我們用由此得到的收入購置了空調機、電冰箱和一套家庭酒吧。
“咱們是成功人士。”朋友說。
我也躊躇滿志。有生以來我是第一次從別人口裡聽到如此溫暖的話語。
朋友同一家他熟悉的印刷廠拉上關係，讓對方一手承印需要印刷的翻譯件，還拿了回扣。我在外國語大學的學生科招來幾個成績好的學生，把我們忙不過來的交給他們譯第一稿。雇了個女事務員，負責雜務、會計和對外聯繫。是個雙腿修長的乖巧的女孩，剛從商校畢業出來，除卻每天哼唱二十遍《便士雨》（這也是掐頭去尾）這一點，其他沒什麼明顯的缺點。“碰上她，算我們好運2”朋友說。於是給她一般公司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資，另有相當於五個月工資的獎金，夏冬兩季各放十天假。這麼著，我們三人都過得心滿意足，快快樂樂。
這個套間是兩室帶一個廚房兼管室。莫名其妙的是廚房兼餐室竟位於兩室之間。我們用火柴杆抽籤，結果我得裡面的房間，朋友得靠外門的房間。女孩坐在中間的廚房兼餐室里唱著《便士雨》整理帳簿，或做對水威士忌，或鼓搗捕捉蟑螂的機關。
我用必備品經費買來的兩個文件櫃置於桌子兩例，左側放未譯的，右側放譯畢的。
譯件的種類也罷委託人也罷委實多種多樣。有《美國科學》上刊載的關於滾珠軸承耐壓性的報告，有1972年度全美雞尾酒專刊，有威廉·斯坦勞的小品文，有安全刮須刀說明書。凡此種種，一律貼上期限日期標籤堆在桌子左側，經過一段時間後移到右側。每譯完一份，都要喝掉大拇指那麼寬的威士忌。
搞我們這個檔次的翻譯的好處，就是無須加進什麼想法。左手拿硬幣，啪一聲放到右手，左手騰空，右手留下硬幣，如此而已。
10點上班，4時離開。星期六三人走去附近一家迪斯科舞廳，邊喝J&B邊和著冒牌桑塔納樂隊跳舞。’
收入不賴。從收入中扣除事務所租金，一點點必需的經費、女孩工資、臨時工酬金及稅款，剩下的分成十份，一份作為事務所存款，五份他拿，我拿四份。分法誠然原始，但在桌面上等額排開現金確是令人開心的活計。令人想起《辛辛那提年輕人》里的斯蒂文·馬克苗和愛德華·G·羅賓遜玩撲克牌的鏡頭。
他五我四這一配額，我想是十分妥當的。因為實質性經營推給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過量他也默默忍耐，毫無怨言。再說他還要負擔體弱多病的妻和三歲的兒子和一輛水箱轉眼就出毛病的“大眾”。即使這樣也還是入不敷出，總有什麼讓他部郁寡歡。
“我也要養一對雙胞胎女孩的喲2”一天我這樣說道。他當然不肯信，依舊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這般，我二十五六歲的季節就流逝過去。午後陽光一般溫陽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寫的東西，”我們那三色印刷的宣傳冊上有這麼一句光彩奪目富有益惑性的GG詞，“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到半年轉來一次的閒得發慌的時候，我們三人便站在澀谷站前散發這小冊子打發無聊。
也不知時間流過了多少，總之我在橫無際攝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雙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讀《純粹理性批判》，讀了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