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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完情況，她說明白了，叫我別再吼了。接著拿出沒帶針頭的大號注she器，滿滿抽了糖稀色液體進去，遞我一個白鐵皮喇叭簡樣的玩藝兒，讓貼在耳朵下面。注she器插入我的耳朵，糖稀色液體在耳孔中如斑馬群一股狂奔亂跳，又從耳朵淌出落進喇叭簡。如此反覆三次，之後醫生用細棉球棒往耳孔深處捅了捅。兩耳弄完時，我的聽力恢復如初。

　　  “聽見了。”我說。

　　  “耳垢。”她言辭簡潔。像在做接尾令語言遊戲。

　　  ‘可剛才看不見的啊。”

　　  “彎的。”

　　  “你的耳道比別人的彎曲得多。”

　　  醫生在火柴盒背面畫出我的耳道。形狀像是桌角釘的拐角鐵。

　　  “所以，如果你的耳垢拐過這個角，任誰怎麼呼喚都回不來了。”

　　  我哼了一聲：“如何是好呢？”

　　  “如何是好……掏耳時注意就行了嘛，注意。”  

　　  “耳道比別人彎這點，不會帶來別的什麼影響？”

　　  “別的影響？”

　　  “例如。—“精神上的。”

　　  “不會。”她說。

　　  我們繞彎從高爾夫球場穿行15分鐘，回到宿舍。第11球洞的狗後腿形球道，使我想起耳道，旗讓我想起棉球棒。還有，遮擋月亮的雲使我想起B52轟炸機的編隊，西邊鬱鬱蔥蔥的樹林讓我想起魚形鎮紙，空中的星星令我想起發霉的洋芫荽粉…—“算了算了。總之耳朵在無比敏銳地分辨著全世界的動靜，就好像世界掀掉了一層面紗。數公里遠處夜鳥在鳴叫，數公里遠處人在關窗，數公里遠處有人在卿卿我我。

　　  “這下好了。”一個說。

　　  “太好了。”另一個說。

　　  田納西·威廉斯這樣寫道：過去與現在已一目了然，而未來則是“或許”。

　　  然而當我們回頭看自己走過來的暗路時，所看到的仍似乎只是依稀莫辯的“或許”。我們所能明確認知的僅僅是現在這一瞬間，而這也無非與我們擦肩而過。  

　　  送行雙胞胎的路上，我一直想的大體是這樣的東西。穿過高爾夫球場往西站遠的汽車站行走之間，我一直默不作聲。時值星期天早上7點，天空藍得掉底一般。腳下的結縷糙已充分預感到開春前那短暫的死。大概很快就要下霜要積雪，它們將在澄澈的晨光中閃爍清輝。泛白的結縷糙在我們腳下諷楓作響。

　　  “想什麼呢7”雙胞胎中的一個向。

　　  “沒想什麼。”我說。

　　  她們身穿我送給的毛衣，腋下夾個紙袋，紙袋裡裝著運動衫和一點點替換衣服。

　　  “去哪裡？”我問。

　　  “原來的地方。”

　　  “只是回去。”

　　  我們穿過球場的沙坑，走過8號洞筆直的球道，走下露天扶梯。數量多得驚人的小鳥從糙坪從鐵絲網上注視我們。

　　  “倒表達不好，”我說，“你們走了，我非常寂寞。”

　　  “我們也是。”  

　　  “寂寞啊。”

　　  “可還是走吧？”

　　  兩人點頭。

　　  “真有地方可回？”

　　  “當然。”一個說。

　　  “沒有就不回去了。”另一個說。

　　  我們翻過高爾夫球場鐵絲網，穿過樹林，坐在汽車站長凳上等車。周日早晨的汽車站靜得那般令人愜意，鋪滿恬適的陽光。我們在陽光中玩接尾令文字遊戲。玩了5分鐘，公共汽車來了，我把車票錢遞給兩人。

　　  “在哪裡再會吧。”我說。

　　  “再會。”一個說。

　　  “再會！”另一個說。

　　  聲音如空谷足音在我心中迴蕩。

　　  車門“啪”一聲關上，雙胞胎從車窗招手。一切周而復始……我一個人沿原路走回，在秋光流溢的房間裡聽雙胞胎留下的《膠底鞋》，煮咖啡，一整天望著窗外飄逝的11月的這個星期日，這個一切都清澄得近乎透明的靜靜的11月的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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