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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對蘇俄的出兵以及隨後成立的政府，雖然提出過抗議，但鞭長莫及、無能為力。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廢除君主立憲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上，在商討對日作戰問題時，史達林提出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史達林的要求得到了羅斯福和邱吉爾的同意。他們就此簽訂了一個秘密的協定，世稱“雅爾達協定”。史達林所說的“現狀”就是指“蒙古人民共和國”。史達林知道這是件很燙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國出面通知中國政府，並取得其同意。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奉命把雅爾達協定的內容正式通知了蔣介石。蔣介石感到憤怒，卻又無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王世傑和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轉自：
一九四五年六月底至八月中旬，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舉行多次會談，爭論激烈。史達林幾乎是以威脅的口吻對宋子文說：外蒙古必須獨立。外蒙古人民“既不願加入中國，也不願加入蘇聯，只好讓它獨立”；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就不會出兵打日本。中國事實上已無力來管理外蒙，何況目前外蒙和內蒙正準備聯合起來要搞大蒙古共和國，這將危及華北。宋子文據理力爭，毫無結果；也曾經提出過給外蒙“高度的自治權”的主張，作為妥協，但蘇方一概拒絕討論。
這樣，在嚴酷的既成事實面前和強大的國際壓力下，無可奈何的蔣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蘇方條件，同意：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後，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外蒙古“獨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宋子文、王世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其附件。雙方關於外蒙問題的換文是這樣說的：“鑑於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願望，中國政府同意，將在日本戰敗後舉行公民投票以確定外蒙的獨立”。
俄國的列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楊諾夫）在世的時曾經說，要把沙皇掠奪的亞洲土地還給亞洲人民，他承諾，當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後，蒙古將自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但在列寧死後，史達林完全背棄了列寧的諾言，他殺掉了曾經對列寧的講話有過記載的一位國防部副部長，然後拒不承認列寧說過的話。從此在蘇聯再也聽不到要歸還蒙古的聲音。蘇聯軍隊就這樣還一直賴在外蒙古。一九四五年二月關於結束二戰的雅爾達會議上，美、英的重要議題就是爭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從而減少自己的損失。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不惜出賣中國利益，答應了蘇聯的無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現狀，即承認並要求中國政府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這筆交易實際上是在羅斯福和史達林之間進行的。蔣介石得不到羅斯福的支持，面對史達林的重壓，在萬般無奈之中，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條約中正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有權公投獨立。這種巨大代價，終於換取蘇聯出兵中國東北，日本迅速宣布無條件投降，使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行動變得毫無意義。
在偉人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蔣介石在退到台灣後，對史達林沒有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條款感到憤慨，並以蘇聯違約為由，在聯合國狀告蘇聯，這就是所謂的“控蘇案”。當時雖然大陸已經易手，但在聯合國，中華民國仍然擁有中國的合法代表權，並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從而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這就是至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版圖上還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據。
共產黨主掌中國政局後，由於當時與蘇聯同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在蒙古問題上，意識形態束縛了中國領導人的手腳。史達林蠻橫強硬的立場，使新中國的領導人在國家統一與社會主義大家庭之間左右為難。而新中國百廢待興，又需要蘇聯的大量援助。毛澤東第一次出訪蘇聯，本打算與史達林討論黑龍江以北、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土地和外蒙古問題，卻受盡了史達林的冷落。最終在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時，也被迫承認了“蒙古人民共和國”。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逝世，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雪夫上台後，毛澤東開始與蘇聯交涉，試圖解決包括蒙古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通過談判，蘇聯歸還了旅大軍港，歸還了東北鐵路的管理權。但是當周恩來提出蒙古問題時，遭到了赫魯雪夫的斷然拒絕。中國大陸再次失去了收回蒙古主權的機會。中國的這次行動，很快傳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們立即行動，在蘇聯的監督下與中國交換地圖，劃定邊界。隨後，中國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關係”。一九八六年，鄧小平與蘇聯談判關係正常化時，提出了中蘇關係的“三大障礙”，其中之一就是蘇聯在蒙古邊界的駐軍。一九九二年蘇聯紅軍全部撤出蒙古。
看完這篇從情報部要來的情報後，葛文軒就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情報部既然整理出這麼多有關蒙古和蘇聯的情報，那麼自己打蘇聯應該不會出現太大的問題，在他看來只要自己能打勝這一戰，那麼自己的處分就不會太大，不過他也知道，奢望這個軍長能繼續趕下去似乎是在白日做夢，畢竟自己這個事情就連他自己都感覺有些太出閣了，何況是總部的那些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