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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民何在？

　　  阿克曼在考察美國憲政歷史的基礎上，提出了其二元主義的憲政理論。阿克曼對美國憲政獨特性的自豪感溢於言表，否則，他就不會拒絕從歐洲的理論中尋求美國憲法解釋之有益養料了。但是，他沒有象原意解釋者那樣試圖從建國者的意圖中去尋求人民的意志。他認為，至少有三個歷史性時刻我們人民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在這三個時刻，作為重要推動者的機構是不一樣的，在最初的時候，是聯邦黨人；而在建國時期，領導者是國會；而在新政時期，則是總統。而這樣的一種機構之間的對話恰恰構成了美國憲法活力的最重要的來源。立法、司法、行政每一個部門都是憲法的實施者和解釋者，而人民才是最後的裁決者。由於人民主權，所以任何一個部門都不能宣稱他完全代表了人民，因為人民授予了每個機關部分的權力，而人民才是權力的源泉。

　　  作為一種以歷史為基礎的理論，阿克曼的理論貢獻更多的在於事後解釋，而不在於事先預測。他的二元憲政論是在美國兩百年歷史的基礎上總結出來的框架。儘管這種框架具有朝向未來的一面，但它無法去預測什麼時候人民主權會真正的被行使。我們擱下阿克曼理論的預測力量不說，我們先看一下他的解釋可能存在的其他問題。

　　  首先，阿克曼的理論中有一個巨大的斷裂，也就是說只關心經濟利益的公民任何可能成為憲法政治中積極參與的公民。自從資本主義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形態之後，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個人追逐私利尚且不夠，為了造成更大的聲勢，人們還結合成相應的利益集團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休謨在其論派性的文章中，依派系鬥爭的起源將其分成三類：因利益不同而生的、源於信仰不同而導致的以及因意氣而產生的。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篇中繼承了休謨的觀點，並在對黨爭分析的基礎上形成有關多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般性理論。麥迪遜非常細緻地對待這個問題，在探究了黨爭出現的原因之後，並且指出其救治之道。麥迪遜指出，黨爭的出現不外乎三個原因：經濟利益、情感因素以及意識形態；[29]而消滅黨爭的辦法則有兩種：消滅其原因和消滅其結果。在看來，消滅原因是不可能的，因為黨爭之於自由正如火之於空氣，消滅了黨爭意味著自由同時也被消滅了，所以我們只能通過控制黨爭的結果來限制黨爭。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大共和國凸顯了其無與倫比的優勢。共和政府比民主政府管轄更為眾多的公民和更為遼闊的國土；這種情況使得黨爭以及派系聯合沒有在小共和國中那麼可怕。在小共和國中，因其人數不多，派系也不會太多，因此一個派系獨大，壓迫其他派系的可能性隨之增大。而在大共和國中，因為人數眾多、利益多元，各種派系因其相互之間的傾軋而取消了彼此的力量，大共和國的存在為各種利益的擴張與生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間與機會。麥迪遜認為人們由於意識形態、經濟利益、個人崇拜等方面的原因形成諸多的利益集團。在一個大國之中，利益集團的眾多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利益集團能夠取得主導性的位置，各種利益集團之間因此取得一種均勢。麥迪遜提出的利益多元主義開啟了現代政治學的先河。自從麥迪遜以來，現代政治開始建立在利益，而不是公民德行之上。古典政治中對於公共善好的追求在現代已經被對個人利益的追逐所替代。赫希曼在《激情與利益》一書中就詳細描述了近代以來，古典的對於德行的熱切渴求是如何逐漸消退，而對於利益的獲取又是如何逐步地獲得其正當性的。

　　  政治參與熱情的弱化是現代政治生活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這是阿克曼所面對的現實，而且他充分意識到這一點。阿克曼必須要一個古典政治哲學已經消亡的時代，部分復活古典政治的理想。但是，阿克曼並沒有對傳統公民採取一種鄉愁式的眷戀，而是要去追求現代私人公民中的有限美德。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名詞，“德行的經濟學，”如何最大化地去利用現代公民身上僅剩的公民德行。阿克曼的二元憲政論就是一個實現“德行經濟學”的機制。公民參與政治的殘留熱情可能經過長期的積蓄，然後在一個事關所有人的時刻經由某種機制而被重新激活。阿克曼的現代公民有雙重身份，他們在常規政治時期是私人公民；而在高級立法時刻則是私人公民。根據阿克曼的解釋，常規立法時刻之所以成為常規立法時刻恰恰是因為公民們只關注其生活中私人的一面，而不關心公共生活；同樣的，高級立法時刻之所以成為高級立法時刻正是由於公民對公共生活的關注超越了他們對常規政治生活的關注。在這樣的一個超越常規政治的憲政時刻，我們似乎又看到了古典公民的影子，我們看到了阿克曼在現代社會重建“個人自治”的理想。不過我們要問的是，私人公民與私人公民之間的鴻溝如何跨越？私人公民和私人公民之間的微弱差別是常規政治和憲法政治二元論形成的關鍵。私人公民如何轉化成私人公民？阿克曼並沒有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認為，在事關眾人的事情上，私人公民的政治激情會被重新點燃。考慮到現代社會異質化、利益分殊化、文化多元等事實，有什麼樣的事情會成為眾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