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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結構、話語
如果說“情感”關注的是微觀的社會心理學結構的話，那麼宏觀的社會變遷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更是顯而易見。社會變遷導致了生活方式的變化，導致了意義的重組，導致了產生新的怨恨感、新的階級的出現，導致了社會的失衡和斷裂。這種變化並不一定非得是社會在往壞的方向變，往往在社會變好的時候，社會運動會大量湧現，而一些大的社會革命恰恰就是發生在一些國家在往好變的時候，伊朗革命、俄國革命，甚至法國革命，都是如此。
變遷的視角實際上可以上溯到涂爾幹學派，其中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更是其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如果很多社會變化能夠制度化，就能避免進入動亂高發區。有的學者批判說這是國家中心主義，實際上是很虛偽的。當西方社會進入危機的時候，西方學者都在說制度化，當社會運動被高度制度化了，變得和利益集團運動差不多了，他們又開始反制度化了。所以“和諧社會”不是說沒有社會運動，而是加強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能力，是一種動態的和諧，而不是壓抑的和諧。
討論社會和政治運動中的社會結構有三個視角，一是公民社會的結構，二是階級結構，三是政治結構。公民社會結構視角實際上講的是發達的公民社會，會讓社會運動增多，集體行動減少，革命變得不可能。公民社會為社會內部成員的討論，為中層組織之間以及中層組織與國家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平台，有利於緩解他們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從而不會因為衝動而輕易加入某個大眾運動。比如，中央電視台曾直播了關於“春運”期間火車票漲價的聽證會，來賓中有政府官員、鐵道部代表、經濟學家和一般消費者，政府部門說現在是市場經濟，政府部門要按市場規律辦事，鐵道部就會說春運期間漲價是因為員工工作二十小時一天，很辛苦，經濟學家則講了很多理論和模型來證明這是供需關係發生變化後的正常結果，消費者代表則肯定是反對漲價。最後的結果仍然是漲價。有意思的是，節目播出後，一些接受記者採訪的民工竟然表示，他們雖然仍然反對漲價，但是看了聽證會以後，他們甚至也覺得漲價是有一定道理的。
公民社會還能促進認同感和利益多元化。如在最近的美國反伊拉克戰爭中，就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反對一切戰爭的和平主義者，有認為伊拉克戰爭證據不足的人，有認為戰爭至少需要獲得聯合國授權的人。有人說，正如這種不同利益群體大聯合的社會動員結構才使得一場較大規模的反戰運動成為可能，但同時這也使得這種聯合結構鬆散，根本不具備發動大眾運動式社會運動的條件。
公民社會發達還可以防止政治精英的決策直接為大眾壓力所左右，從而防止民粹主義的誕生，使程序政治變得可能，同時可以保護民眾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縱和控制。
還有一個結構是階級結構，摩爾(Moor)的理論是一個代表。摩爾要回答的是，為什麼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英國、美國、法國走向了民主，而日本和德國走向了法西斯主義，中國和俄國選擇了革命。摩爾的出發點是不同國家的生產關係以及與之對應的階級矛盾，尤其是農業的商業化程度，決定了這些國家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社會和政治運動中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國家。為什麼國家在社會運動中那麼重要？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近代社會運動和革命都可以或多或少被看作是社會對現代國家建立進程的一種反應。對中國人而言，在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中，有一項研究尤其值得注意，那就是邁克丹尼爾(Mc-Daniel)對寡頭整體現代化和革命關係的研究，他的《寡頭政體、現代化及俄國和伊朗的革命》一書，旨在通過比較來解釋一九一一年俄國的革命和一九七九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其中一個核心的觀點就是在現代化成功的時候，寡頭政體沒有辦法把現代化導致的社會利益的複雜化制度化，因為這樣的國家的合法性建立於傳統或神授，法律在寡頭政體下缺乏嚴肅性，容易培養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煽動革命。雖然中國不是一個寡頭政體的國家，但這一研究對我們理解一個由威權主義國家領導的現代化如何避免革命性動亂這一問題有很大的啟發意義，尤其是國家的合法性應該建立在哪裡，值得我們深思。筆者的一個觀點是，國家的合法性不能建在實處，而必須建在虛處。
談論社會運動中的國家，就不得不說國家和工人階級的關係。馬克思主義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在數量上會增多，會由一個自在的階級變成一個自為的階級，會產生工人階級運動。但一個問題是，工人階級運動在不同的國家表現得完全不一樣：美國幾乎沒有什麼工人階級運動，也沒有工人階級政黨；俄國則發生了工人階級革命。為什麼會有這些不同？現在的一個解釋是工人階級的意識是建構的，代表人物是湯普森。但是工人階級意識的建構結果不同，則是國家處理工人階級意識的方式不同造成的。西方工人階級運動有六種形式，在現代工業國家，工人階級的利益和認同感已經被分割了，但是如果國家處理工人階級運動時不能將其制度化，就會迫使工人逐步打破內部的認同感隔閡，工人階級的鬥爭策略因此逐漸由保守轉為極端。這對今天的中國有很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