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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從概括走向“分化”，到新的具體的作戰行動中探尋作戰指揮理論的發展縱觀科學理論的發展歷史，有一個基本的規律和趨勢，即綜合——分化——再綜合。所謂“綜合”，是對已有認識的總結概括，這是任何一種科學理論形成系統化的基礎。所謂“分化”，是在總結概括已有認識的基礎上，深入進行具體的、個性的、細化的研究。所謂“再綜合”，是在對具體的、個性的、細化研究基礎上獲得的新的理性認識進行新的總結概括，如此循環往復，以至無窮。科學理論的生命力，正是來源於這種不斷循環的過程。目前，我軍指揮理論以指揮學在軍事科學中相對獨立為新的起點，經過全軍十多年的努力，已經完成了“綜合”的過程。面對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而且仍在繼續變化的新形勢，指揮理論要繼續發展，就必須邁出“分化”的步伐，跳出對已有認識總結概括的“圈子”，研究和解決具體的作戰指揮問題。當然，這種“分化”不是盲目的、無序的。

　　  它應當以深入系統地回答和解決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中以劣勢技術裝備對抗優勢技術裝備之敵作戰指揮的具體問題為基本著眼點，緊緊圍繞難點和重點問題，進行分門別類、分層次的研究。通過這種“分化”研究，一方面反觀指揮理論已有成果的價值，一方面為“再綜合”奠定基礎。“分化”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考慮：按照武裝力量構成，分系統展開。就作戰指揮理論而言，可以分為陸軍、海軍、空軍、第二炮兵，炮兵、防空兵、通信兵、電子對抗兵、工程兵、防化兵，後勤，武裝警察部隊等若干個分系統，分別研究各個系統中作戰指揮的基本問題。  

　　  按照戰爭、戰役、戰鬥範疇，分層次展開。研究指揮問題，離不開戰爭、戰役、戰鬥三個基本範疇。每一個範圍的問題，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回顧軍隊指揮學科獨立以來的歷程不難看出，許多理論成果之所以長時間內在“共性”問題研究上打轉轉，被視為“陽春白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離開了具體的戰爭、戰役、戰鬥。近年來，有些作戰指揮理論專著所以受到部隊的青睞，因為它們比較系統和具體地總結了軍隊作戰指揮的歷史經驗，井提供了對未來戰役指揮具有指導意義的理性認識。有許多成果，正是由於把握了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中戰役、戰鬥指揮的具體問題，才顯示了其生命力和重要價值。按照作戰任務特點，分樣式展開。作戰樣式不同，指揮的許多問題也不相同。如登陸作戰與抗登陸作戰，防空襲作戰與空中打擊作戰，邊境地區反擊作戰與海空封鎖作戰，等等，無論指揮的組織體制還是指揮活動的內容、方法和要求，都有很大區別，再如，不同層次、不同軍兵種的聯合（合同）作戰，也有其各自的特點。在不同層次、不同軍兵種聯合（合同）作戰中，如何確定組織體制模式、規範指揮的責任和權力、編組作戰力量等，都是應當細化研究的問題。

　　  按照指揮的職能性活動，分環節展開。圍繞定下決心和實現決心這一核心以及“情況——決心——處置”這一基本程序展開的指揮活動，有四個主要環節，即掌握情況、定下決心、計劃組織、控制協調，這回個環節，聯繫緊密又自成一體，都有著特殊的規律性和特定的規程。分別對這四個環節展開系統、深入的研究，對於提高指揮理論的針對性、實用性是十分有益的。當然，不同的軍兵種、不同的層次、不同的作戰樣式，這四項職能性活動的具體內容有所不同，應當注意區別。  

　　  總之，指揮理論研究的“分化”，是指揮理論發展的需要，是新軍事革命的客觀要求。正如有識之士所言，“只有深入到具體的作戰行動當中去，才能把握指揮的真諦”。“指揮理論研究與具體的作戰指揮活動相結合之際，就是指揮理論建設再度輝煌之時”。

　　  3．繼承毛澤東作戰指揮思想，吸收中國古代作戰指揮思想的精華，學習借鑑世界發達國家軍隊發展軍事理論的有益做法任何一種先進的思想和理論，都是一種傳統，都是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一點一點積澱起來的；同時，也是各種優秀思想和理論的融合，毛澤東歷來主張，對於一切優秀的、先進的思想和理論，不管中國的、外國的，現代的、古代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同志的、朋友的或者是敵人的，只要科學合理就為我所用。集優秀思想之大成、博採眾長，既是軍事理論發展的必需，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在新的歷史時期發展軍隊指揮理論，也必須按照這一客觀規律辦事。毛澤東作戰指揮思想，是毛澤東關於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作戰指揮的科學理論，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戰爭指揮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對古今中外優秀作戰指揮理論遺產的批判繼承，是中國革命戰爭指揮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毛澤東作戰指揮實踐之長、作戰規模之大，最終勝利之輝煌，均屬中外戰爭史上所罕見。毛澤東對作戰指揮問題認識之深刻，理論闡述之精闢，思想體系之完整和系統，也是中外軍事思想史上所沒有的。實事求是，是毛澤東作戰指揮思想的精髓；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是毛澤東作戰指揮思想的立足點；靈活地實施指揮，是毛澤東作戰指揮思想活的靈魂；人民戰爭，是毛澤東作戰指揮思想的基礎。她深刻地揭示了作戰指揮的基本規律，符合中國武裝鬥爭的客觀規律，提供了認識和掌握作戰指揮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新的條件下戰爭、戰役、戰鬥指揮和指揮建設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毛澤東作戰指揮思想，經歷了作戰指揮實踐的反覆檢驗和充實、完善，是當今最先進、最科學、最管用的作戰指揮理論，因此，它過去是、今天是、明天仍將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指揮的理論指南和指揮建設的理論基礎。在新形勢下，學習研究井繼承毛澤東作戰指揮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軍事遺產之豐富，理論成就之高深，成熟時間之遠古，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這些寶貴的財富，曾經哺育過無數兵家名將，指導過無數有聲有色的戰爭。雖然，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從本質上說是為奴隸主階級和封建階級服務的，反映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對戰爭的認識、態度及相應的戰略戰術原則和治軍思想，揭示的是古代農業經濟和以冷兵器為主體裝備的古代戰爭的規律，但這些軍事思想又與近代、現代軍事思想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無古不成今”、“知今必鑑古”，就是對這種關係的科學概括。無論任何時代的戰爭和指揮都具有共同特性，即它強制人們必須使自己的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相一致，否則就要遭受慘痛的失敗。因此，正確反映軍事鬥爭規律的思想，總是一種傳統。從中國古代軍事思想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現代軍隊指揮理論的胚胎。繼承中國古代優秀作戰指揮思想的精華，不僅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揮理論研究的基本任務，也已成為許多發達國家軍隊發展指揮理論的重要途徑。因此，軍隊作戰指揮理論應當充分汲取中國古代作戰指揮思想的豐富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