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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有財聽劉市長話鋒之中，已經生出了對楊森林的不滿，暗自高興道：“這一次，楊森林是搬起石頭碰了自己的腳。”
又聊了幾句，劉兵接了一個電話，他站起身，道：“嶺西第三建築公司的老總準備到沙州投資搞房地產，三建司是嶺西老牌建築公司，技術力量雄厚，改制以後，在嶺西做了不少樓盤，實力很雄厚，益楊要打造沙州後花園，必須吸引外地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光靠益楊本地公司是很難完成後花園的建設任務的。”
馬有財跟在劉兵屁股後面，道：“如今面臨國內經濟也不景氣，今年以來，益楊招商不容樂觀，開工的項目都是去年初簽的，今天基本沒有大項目，三建司原意來益楊投資，我是舉雙手歡迎。”他曾經聽說過劉兵的表弟在嶺西搞房地產，卻一直沒有見過面，今天他們終於見了面。
三輛車就直奔益楊。
這封檢舉信內容雖然不實，卻觸動了馬有財的心弦，他收了易中嶺兩百萬，等於收了一顆定時炸彈，也等於收到了一副手銬，手銬的鑰匙就掌握在易中嶺手裡，“我應該象劉兵學習，還是想辦法找人搞一個正規房地產公司，幾個工程做下來，自己一輩子都夠吃了，何必擔收受賄賂的風險。”
他腦子裡琢磨著合適的人選，他當了多年縣長，認識的老闆著實不少，可是真要合作，他又信不過這些平時把豪言放在嘴裡的人，自己的小舅子就在益楊搞建築，他原本是合適的人選，只是這位小舅子很不爭氣，小打小鬧還可以，卻不是幹大事的材料，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是他對小舅子的評價。
基於這點認識，他只是幫小舅子攬了一些小工程，並不願意與他進行更深入的合作。
下了高速路，劉兵和馬有財都坐到三建司董事長那勇的小車之上，那勇也就三十出頭，戴著一幅眼鏡，文質彬彬，他遞了一張名片給馬有財，道：“馬縣長，請多多關照。”
馬有財看了名片，除了印有董事長的頭銜以外，還印有高級工程師的職稱，他對那勇印象很好，心道：“怎麼我們家裡就沒有這種高智商人才。”
那勇坐在副駕駛位置，視線很好，他看著新管會已經平整出來的土地，不由地讚揚道：“馬縣長，益楊新管會搞得真不錯，省政府同意保留的十六個開發區，我都跑遍了，最好的有兩個，一是嶺西高新開發區，另一個是益楊縣的開發區，一個縣級城市的開發區能搞成這個樣子，馬縣長了不起。”
他對劉兵道：“哥，共產黨就要提拔這種辦實事的幹部，光會說漂亮話，人民群眾是不會滿意的。”
新管會是由原來的新管會和開發區合併而成，合併以後，侯衛東力主建設一條連接老新管會和開發區的大道，省發展銀行貨款到了以後，這條大道也正式列入了項目之中，如今路基已經擴寬，六十米寬的道路，兩旁還分預留了十米寬的人行道，雖然大道還沒有硬化，卻也能看出其輪廓。
劉兵問道：“這條路占了多少良田熟土?人大、政協的同志有意見嗎?”沙州新城區設計規劃中，有一條交通主幹道，他準備是修成百米大道，方案提出來以後，人大、政協反對得歷害，所以，看到了新管會這條大道，心有所感。
馬有財道：“人大政協提了不少意見，他們也認為新管會修這條道太寬了，良田熟土占得太多，不過，我們還是認為要修寬一點，益楊縣城的公路太窄了，限制城市的升級。”
“這幫老同志，思想禁錮得歷害，城市規劃必須要有超前意識，小腳小手是建不好城市的，沙州新修的城市道路只有十來米，現在已是很擁擠了，兩邊房子密布，根本無法拓展，這是教訓啊。”
那勇在旁邊道：“這些老同志都是農民出身，對土地感情很深，他們沒有見識過現代城市，也不知道世界發展的趨勢，腦袋自然就轉不過彎來，以前在改造嶺西的時候，省人大政協的老革命提著拐杖跟到省委來罵街。”
劉兵笑道：“毛主席說過，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我看還得給掃除幹部的小農思想。”
小車經過新管會大門的時候，眼見得一群人堵在門口，馬有財臉上就掛不住了，自言自語道：“這又是怎麼回事。”那勇在一旁道：“不用說，也是為了土地的事情，那一個開發區沒有被堵過，很正常。”那勇一席話，算是給馬有財解了圍。
在新管會辦公大樓里，侯衛東正在與農民代表們激烈地爭論，電話就突然響了起來，他原本不想接，可還是習慣性地看了看手機。
見到馬有財的名字，他拿起手機站了起來，走到窗邊，道：“馬縣長，你好。”
馬有財道：“我從新管會路過，怎麼回事，又堵上了，群眾工作要細緻。”
侯衛東走出會議室，回到自己辦公室，將發生的事情給馬有財匯報了。馬有財聽說有村民耳朵被打聾了，道：“你要教育幹部，怎麼能動手，現在責怪也沒有用，你要處理好，不要整成群體性事件。”
侯衛東道：“現在公安局已民經介入了，到底是不是耳聾，也不能由村民說了算，我準備讓村民做司法鑑定。”馬有財打斷道：“細節就不說了，把握住大原則——不能搞出群體性事情。”
侯衛東放下電話，朝外面望了望，目光穿過大院，搜尋了一遍，卻沒有見過馬有財的小車。
粟家林的哥哥等到侯衛東回來，大聲道：“土地承包三十年不變，我們是簽了字的，你們當官的想徵用就徵用，幾萬塊錢就把我們的土地拿走了，轉手一賣就是十幾萬、二十幾萬，做人，心不能太黑。”
對於土地問題，侯衛東思考得很多。
城市要發展，必須要徵用大量土地，這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城市發展的必由之路，國內國外都有大量的經驗。
農民從土地上被趕了出來，迫不得已變成了城市居民，部分農民中的能人很快適應了城裡生活，變成了真正的城裡人，少數成了有錢的老闆，比如曾憲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多數農村人文化程度低，對進入城市準備不足，當征地款用完之後，生活便頓時窘迫。
縣級政府多數是吃飯財政，為了發展，他要徵用土地，但是縣級財力無法真正保障失地農民的生活，土地問題成為了讓縣級政府頭痛的大麻煩。
侯衛東是位於改革開放第一線的幹部，對這個問題有最直接的感受，縱然從理性來看，他認為如此征地方法也有待商榷，但是，作為新管會一把手，他必須立場鮮明，等到粟家發言人稍一放緩聲音，道：“大河流水小河滿，新管會發展起來了，企業多了，你們的日子自然就好了，也不比離鄉背境去打工，益楊土地緊張，人均不足一畝，農業稅、三提五統也不少，再加上農藥錢和肥料錢，在土地上刨，真的沒有什麼意思。”
“有土地，總有一碗飯吃。”
粟家女人扯著喉嚨道：“別扯這些，幹部把嫂子耳朵打聾了，總要有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