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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這掀動紙張的單調的聲響中，我被激動了，我嗅到了歷史的氣息。儘管是在那個畸形的時代，是在那個所有人似乎都變了一副模樣的時代，巨大的星球仍在依然故我地轉動。而我們成千上萬的科學工作者，那些忍辱負重的中國知識分子，仍在工作。那一堆堆發黃的紙頁中，無不閃耀著一顆顆艱辛地探索著的心。應當把這一段歷史留給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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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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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唐山看到過另一些廢墟中蒙難者的遺體，我在書中寫道：他們顯然不是死於砸傷或擠壓傷，完整的身體上，留下了一道道瘋狂抓撓的指印……是的，易於被災難擊倒的，恰恰是心靈膠著於災難的人——無論他的「外殼」是羸弱還是剛強。災難和厄運的力量之所以往往「強大」，是因為它能懾服人的精神，把人類網入它的邏輯。它能假人類之手，讓人類自囚，自刑，甚至自我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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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我的蔣叔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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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8月，我正在南方採訪，從唐山傳來了蔣憶潮叔叔病逝的消息。蔣叔叔是「七·二八」大地震發生時唐山市的民政局長，後來曾擔任市文聯主席。對他和他的夫人周桂蘭阿姨，我懷有深深的感情。在地震後的「非常的8月」，我有相當長的一段日子住在他們「家」——先是葦席棚，接著是帳篷，後來是越冬的「簡易房」。他們關心愛護我如自己的孩子，而且，從那時起，蔣叔叔就已和我共同承擔起了某種朦朧的「使命」：他樂此不疲地，引我去結識一個個在地震中有著各種經歷的唐山人，讓我作為民政局的工作人員參加「送孤之行」，還讓我時常坐著他的那輛破舊的美式吉普車，在災區奔波。地震後的近十年裡，他更是不間斷地幫我搜集資料，並幫助我，對唐山進行長時間的追蹤採訪，激勵鞭策我留下一部歷史的記錄。悲痛中，我想起了蔣叔叔的許多往事。這是一個豁然對待命運的人。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從前在杭州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衝擊，處境艱難，遂決定舉家北遷，到夫人的老家唐山去工作。沒想到，搬到唐山才兩年，大地震就發生了。後來他自嘲說，他是「在劫難逃」：想躲避人禍，卻沒逃過天災；但終究大難不死，成了「出土文物」!
在唐山廢墟上，他意外地看到我時，不禁失聲痛哭，——但這是我見過的他唯一的一次落淚。抹去淚水，他立刻恢復了我熟悉的樂觀神態。他是一個富有鼓動性的老宣傳幹部，在朝鮮戰場上是舉著鐵皮喇叭「瓦解敵軍」的志願軍宣傳站長。此時地震廢墟成了他的陣地，他穿上了我從身上脫下給他的一套「的確良」軍裝，每天手捂著胸部的傷處，為組織救災而四下奔走，忙忙碌碌，生氣勃勃。命運打不倒我的蔣叔叔。住在蔣叔叔的「家」里，溽暑，葦席棚內熱浪蒸騰，群蠅轟然；入秋，暴雨敲擊著「簡易房」那用磚頭壓住的油氈，如千軍萬馬擊鼓奮蹄。那些時候，我們海闊天空，談論的話題從抗日戰爭到抗美援朝，從浙江的「文化大革命」到「四五天安門事件」後的街談巷議，從蘇聯歌曲(我從他家廢墟中挖出一本《外國名歌200首》，珍藏至今)到小說詩歌，甚至十分認真地討論舊體詩詞的格律。
我還饒有興致地在筆記本里記下他告訴我的各種各樣的唐山老百姓的「群眾語言」。人生有種種「橫禍」，四周有各樣醜惡和不平，但蔣叔叔很少壓抑，很少嘆息。他生性隨和，喜愛交往，他的眼睛，常常看到善良和美好的事物。有一次我們走在路上，他突然讓我仔細瞧瞧路邊一位神情安詳，正在用新鍋新鏟烙餅的大娘。「……她的鍋是上海的，她的鏟是遼寧的，她的面是山東的，她的油是山西的……」當蔣叔叔沉浸在他的想像中的時候，我也被那幅特有的災區風俗畫所打動了。望著裊裊炊煙，嗅著烙餅的焦香，我們就像欣賞世上一道最美的風景，在蒼茫暮色中佇立良久。我印象最深的事，是蔣叔叔喝茶。蔣叔叔在杭州工作多年，養成了品茶的嗜好。地震後的幾天，家人在原住址的廢墟上挖掘。周桂蘭阿姨要挖存摺和日用物品，蔣叔叔急於尋找的卻是他的瓷杯和茶葉。
終於，砸豁了口的薄胎瓷杯和混進了沙土的「龍井」茶葉被小心翼翼地發掘出來。這是蔣叔叔最過癮的時刻，他把燒印著他姓名的「專用茶杯」(震前唐山人有在瓷杯上燒印姓名的時尚)擦了又擦，便讓阿姨煮水沏茶。可是水在哪裡?那時，北京、天津的消防車還沒有開始向唐山送水，水，是唐山人的珍稀之物。蔣叔叔卻不慌不忙。「那裡——」他指著他家原址小院的一小塊平地，「挖挖看，說不定會有水的。」原來，那是他平日裡習慣地倒剩茶、甚至潑洗臉水的地方。沒出他所料，沒挖多深，就有「泉水」在孩子們的歡呼聲中源源滲出。這故事，是我到唐山災區後聽人繪聲繪色講述的，或許不無誇張，但我相信那故事準確勾勒了蔣叔叔的性格。沒錯，他就是這樣的性情中人。這是大災難中的人。從他們身上足可探究中國人的生命遺傳密碼。的確，唐山的故事，不只是鮮血和眼淚。十年前，我為災難中的慘烈悲壯和人們對災難的殊死抗爭而震撼而動情，十年後，我開始更多地體味出，人類面對災難時那種「平常心態」的深遠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