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頁
1996年，青龍縣被聯合國發展、資助和管理事務部列為「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相結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該部的報告稱：「要減輕災害的損失，早期預報和動員群眾做好準備是關鍵的一環。由於早期預報通常是科學家做出的，加強科學家和行政管理人員的聯繫尤其重要。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條不紊地採取對策和組織群眾。」青龍縣的防震抗震經驗已被輸入國際網際網路。到聯合國介紹青龍縣經驗的正是本書描寫過的汪成民。
當年的地震預報工作者汪成民，現在是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中國「地震地下水學科」的學術帶頭人。當年的地震預報工作者耿慶國，現在是中國地震氣象學、「天地生」綜合研究和天災綜合預報的學術帶頭人，研究員。他和汪成民都在繼續從事地震預報工作，他同時還是《中國減災報》的副總編輯。在寫作《唐山大地震》時，我是《解放軍報》記者。1990年，我轉業離開軍隊。變化著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來到了國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結下了不解之緣，我來到當時的《中國地震報》社，而我的直接領導，就是耿慶國。這是命運的安排。我們共同投入了「減災」事業：1991年，我們共同參與創辦了《中國減災報》。1993年，我們共同主編了百萬字的專著《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1996年，耿慶國55歲，他依然還存著孩童般的純真乃至天真。這是一個專注於事業的心底透明的科學家，剛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運。
作為記者和作家，我將繼續我在20年前就抱定的事業──這個事業是唐山大地震所賦予我的。我將繼續奔波，繼續寫作，用作品回報讀者。
---------------
《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序(1)
---------------
還沒有人這樣寫過20世紀中國的歷史。近百名專業各異的執筆者，包括自然科學家、作家、記者，本色地記錄了自1900年以來在中國發生的100個最大的自然災害。中國「多災」。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國土，是自然界充滿動盪、充滿異象的舞台。它由西向東，呈三級巨大的台階。這裡有世界最高的山峰，也有世界著名的低谷。它三面為高原所屏障，一面瀕臨大海，縱貫寒帶、溫帶和熱帶。大陸區地勢的劇烈起伏，大氣環流極地高壓與副熱帶高壓的消長，季風的影響，海溫的巨變，還有地球超長時段冷暖變化對它的制約(19世紀到20世紀，中國的氣溫經歷了1840～1919冷、1920～1949暖、1949～1979冷、1980年之後暖的兩度冷暖變化)，這一切使中國的氣象災害與海洋災害頻繁發生。
中國大陸處於強烈宏大的環太平洋地震帶與地中海-喜馬拉雅地震帶交匯部位，現代地殼活動劇烈，又使得中國地震與地質災害突出嚴重。在人類的能力大幅度增強、物質欲望空前膨脹的20世紀，人類活動正日益成為全球自然環境變化的重要因素。
正如一些學者所說，中緯度地帶的氣候暖干化、濱海三角洲及平原的沉降與海面上升，森林過伐與不適當的土地利用對地表過程的不良影響，大規模水資源開發及水污染等，不僅具有全球性，而且在20世紀中國區域顯得特別嚴重。
20世紀，中國的人口從4億激增至12億以上。同步增長的，是旱災、水災、海岸侵蝕、風暴潮、鹽水入侵、土壤侵蝕、風沙活動與沙漠化、土地退化、凍土融化、冰川湖潰決、滑坡、泥石流等災害的發生頻率。在這本書中，20世紀初震撼世界的「庚子之變」，與政治、宗教、外交的紛爭，與義和團、八國聯軍並存的是「1900年華北大旱」。清王朝行將崩潰前的歷史，被生動記錄的不是「立憲」的難產、「革命」的胎動，而是震驚了世界的「1910年哈爾濱大鼠疫」。
在本書中展示的「抗日戰爭」時期社會畫卷，突現的是「1939年天津大水」、「1942年河南大旱」、「1943年廣東大旱」。而「文化大革命」10年，在這裡留下了「1969年渤海灣冰封」、「1969年汕頭颱風」、「1972年華北大旱」、「1975年駐馬店大水」、「1976年唐山地震」(及1966～1976年10年強震活躍期)……等一個又一個自然與「人禍」疊加的災難。這裡表達了一種觀念：歷史是多元的；它不僅是一代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眼中的歷史，同時，具有更多的側面、更為複雜紛繁的內涵。
這部「災難史」是一個嘗試；它試圖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國家」，也不僅僅是一塊主權意義上的「領土」，更不僅僅是一個種族意義上的「民族」；中國，首先是地球北半部一個有著山川、河流、草原、荒漠、海岸、島嶼的廣袤的自然區域。在地球——太陽系的51億年歷史面前，人類的全部演化史僅是白駒過隙的一瞬，在地球——宇宙巨不可測的能量與質量面前，人類輕若纖埃。人類是在自然界變化的框架之內，一幕幕上演著他們的爭鬥。
地球巨大的變動，至深且巨地制約著影響著人類的種種悲喜劇。自然變化的歷史，和它所影響下的人類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融合一體，構成了真正的「大歷史」。無疑，這比我們人類以往能夠解讀的歷史更為真實。在這裡，對自然界衝突變故的描述明了直接；人類在自然災害中的遭遇，不再是政治史的腳註——有時被當做「政治法庭」隨意傳訊的「證人」，以證明某優某劣；有時又蓄意杜撰出、誇張出它的存在，以推卸逃避人類自己對同類犯下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