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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小看,這就是大自然的指揮權在發生作用。在那些日子裡,「恐地震症」蔓延全國,各省地震局也頻頻發出地震預報,當時,全國有17個省(市)的4億人露宿戶外,甚至連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們尚無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國在秋風秋雨中打著寒戰。一切都準備好了,地震卻沒有發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開得過頭了。一封封憤怒已極的人民來信,飛向國務院,飛向國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辦瀆職者,要求槍斃國家地震局局長。這就是1976年爆發在人們內心中的久久難以平息的震波。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是誰,必須對這一切負責?「吃地震飯的」到底是一些什麼樣的人?歷史同樣要求中國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當我坐在原國家地震局局長劉英勇的會客廳里時,我的面前,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髮,深度近視眼鏡。有一隻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隻眼睛打量著我,顯得很費力。他的身體深深地埋在沙發里,像一塊正在風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轉著兩隻「健身球」,小廳里自始至終有著鋼球磨擦時的機械、單調的聲響。「十年啦……」老人閉目長嘆。他告訴我,十年來,他天天夜裡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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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八」在國家地震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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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北京三里河中國科學院院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地震局所在的辦公樓,7月28日凌晨3時42分,和全北京所有的建築物一樣,發生了猛烈的搖撼。辦公桌上的茶杯落在地,摔得粉碎;窗戶的碎玻璃也如冰雹飛落,「嘩啦啦」響聲一片。樓道里迴蕩著「嗡嗡」的人的聲響。地震之魔在襲擊這個世界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小小地捉弄一下它的老對手。
局長劉英勇被驚醒了。他家廚房的煤氣爐被震翻在地。慌亂中,他披了件外衣,趿拉著鞋,就往宿舍樓下奔。他住在離辦公樓不遠的一座四層樓上,他以從未有過的速度直奔辦公室。「震中呢?震中在哪裡?!」他喊出的第一句話,和所有前來詢問的人的第一句話一樣。當時在值班室的高旭報告:北京附近幾個地震台的測震儀,有的被震翻,有的記錄出格。外地台的報告尚未收到。當時中國大陸有十幾個地震台構成測震基本台網,每次地震的震級都是根據各台給出的震級數平均後確定的。
4時30分,蘭州、南京、昆明等十個台報來測震數據,其中給出震級的僅六個台,有的定八級以上,有的定七級以下,懸殊甚大。至於震中,大都只能確定在「北京附近」。震中還是不明。詢問震中和震級的電話鈴此起彼落!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辦公室來電話了解:什麼地方發生地震?震級多大?人員傷亡情況如何?震級可能七到八級,「震中離北京大概不會超過二百公里……」高旭只能作這種回答。電話里又傳出中共中央一位副主席的聲音:叫你們局長!……」
劉英勇焦急萬分。這位老紅軍出身的幹部,此時完全被震懵了。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對專業人員們說:「別慌,別慌……你們只管工作,殺頭坐牢的事我去,我去……」「震中究竟在哪裡?」「七·二八」凌晨,國家地震局的各個角落都迴蕩著這個聲音。電話鈴聲急促不斷,交換台的紅綠燈眨著眼似地閃爍。長途台、市內台紛紛呼叫國家地震局。
全中國都在詢問震中,全中國都在尋找震中。沒辦法。慌亂的辦事機構,落後的通訊反饋系統。強震發生整整一個小時了,國家地震局還不知道震中在哪兒。僅僅相距150多公里。5點整,國家地震局做出決定,地震地質大隊、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隊和國家地震局機關,兵分四路,立即開赴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在200公里範圍內尋找震中。對於任何一個有自尊心、有事業心的中國地震科學工作者來說,這一決定無疑是刺痛心靈的。
早在公元132年,東漢時期的張衡就研製出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台地震儀器,他的「候風地動儀」能夠檢測出地震方向。而在1800多年之後的今天,面對儀器記錄出格等意外的困難,人們卻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辦法去尋找震中。國家地震局副局長張魁三和計劃處長高文學帶隊驅車向東,朝通縣、香河一帶急馳而去。那一天的情景是慘痛的,高文學事後告訴筆者:那天清晨,汽車經過長安街時,透過車窗,看見街上到處是人,身穿汗衫、短褲,披著毯子,驚慌失措。北京飯店的外國人和小胡同中奔出的中國居民擠在一起,他們都被這沒有預報的災變震懾住了。這一刻,沒有任何人能向他們解釋眼前發生的一切,更沒有人能擔保他們的安全。
高文學不敢看路邊那些人的眼睛。當年他在清華大學、地質學院以及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攻讀地質專業的時候,不是沒有接觸過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數據都沒能像今天這樣使他的心受到如此強烈的衝擊。自然的災難。人類的災難。他看見了一個不安的世界,看到了一顆顆戰慄的心。一個自然科學家對人類擔負的責任是如此重大,他從未像今天這樣深切地感受過。震中究竟在哪裡?通縣?不像。房屋是倒塌了一些,可是並不厲害。香河?也不像。雖然已經看見了頭破血流的傷員,可老鄉說:「東邊還厲害!」吉普車繼續自西向東,沿著既定路線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