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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這是一種最有效的“消閒”法。要“消磨歲月”，除了抽鴉片以外，沒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其所以最有效者，為了它具備三個條件：一、吃不厭;二、吃不飽;三、要剝殼。
俗語形容瓜子吃不厭，叫做“勿完勿歇”。為了它有一種非甜非鹹的香味，能引逗人不斷地要吃。想再吃一粒不吃了，但是嚼完吞下之後，口中余香不絕，不由你不再伸手向盆中或紙包里去摸。我們吃東西，凡一味甜的，或一味鹹的，往往易於吃厭。只有非甜非鹹的，可以久吃不厭。瓜子的百吃不厭，便是為此。有一位老於應酬的朋友告訴我一段吃瓜子的趣話：說他已養成了見瓜子就吃的習慣。有一次同了朋友到戲館裡看戲，坐定之後，看見茶壺的旁邊放著一包打開的瓜子，便隨手向包里掏取幾粒，一面咬著，一面看戲。咬完了再取，取了再咬。如是數次，發現鄰席的不相識的觀劇者也來掬取。方才想起了這包瓜子的所有權。低聲問他的朋友：“這包瓜子是你買來的嗎?”那朋友說“不”，他才知道剛才是擅吃了人家的東西，便向鄰座的人道歉。鄰座的人很漂亮，付之一笑，索性正式地把瓜子請客了。由此可知瓜子這樣東西，對中國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了瓜子就吃。
俗語形容瓜子吃不飽，叫做“吃三日三夜，長個屎尖頭。”因為這東西分量微小，無論如何也吃不飽，連吃三日三夜，也不過多排泄一粒屎尖頭。為消閒計，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條件。倘分量大了，一吃就飽，時間就無法消磨。這與賑饑的糧食，目的完全相反。賑饑的糧食求其吃得飽，消閒的糧食求其吃不飽。最好只嘗滋味而不吞物質。最好越吃越餓，像羅馬亡國之前所流行的“吐劑”一樣，則開筵大嚼，醉飽之後，咬一下瓜子可以再來開筵大嚼。一直把時間消磨下去。
要剝殼也是消閒食品的一個必要條件。倘沒有殼，吃起來太便當，容易飽，時間就不能多多消磨了。一定要剝，而且剝的技術要有聲有色，使它不像一種苦工，而像一種遊戲，方才適合於有閒階級的生活，可讓他們愉快地把時間消磨下去。
具足以上三個利於消磨時間的條件的，在世間一切食物之中，想來想去，只有瓜子。所以我說發明吃瓜子的人是了不起的天才。而能儘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國人，在消閒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積極的實行家!試看糖食店、南貨店裡的瓜子的暢銷，試看茶樓、酒店、家庭中滿地的瓜子殼，便可想見中國人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消磨去的時間，每年統計起來為數一定可驚。將來此道發展起來，恐怕是全中國也可消滅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呢。
我本來見瓜子害怕，寫到這裡，覺得更加害怕了。
吃酒
酒，應該說飲，或喝。然而我們南方人都叫吃。古詩中有“吃茶”，那麼酒也不妨稱吃。說起吃酒，我忘不了下述幾種情境：
二十多歲時，我在日本結識了一個留學生，崇明人黃涵秋。此人愛吃酒，富有閒情逸緻。我二人常常共飲。有一天風和日暖，我們乘小火車到江之島去遊玩。這島臨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陰如蓋，中間設著許多矮榻，榻上鋪著紅氈毯，和環境作成強烈的對比。我們兩人踞坐一榻，就有束紅帶的女子來招待。“兩瓶正宗，兩個壺燒。”正宗是日本的黃酒，色香味都不亞於紹興酒。壺燒是這裡的名菜，日本名叫tsuboyaki，是一種大螺螄，名叫榮螺(sazae)，約有拳頭來大，殼上生許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擺平，像三足鼎一樣。把這大螺螄燒殺，取出肉來切碎，再放進去，加入醬油等調味品，煮熟，就用這殼作為器皿，請客人吃。這器皿像一把壺，所以名為壺燒。其味甚鮮，確是侑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這雙筷用紙袋套好，紙袋上印著“消毒割箸”四個字，袋上又插著一個牙籤，預備吃過之後用的。從紙袋中拔出筷來，但見一半已割裂，一半還連接，讓客人自己去裂開來。這木頭是消毒過的，而且沒有人用過，所以用時心地非常快適。用後就丟棄，價廉並不可惜。我讚美這種筷，認為是世界上最進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過方能再用;中國人用竹筷，也是洗過再用，很不衛生，即使是象牙筷也不衛生。日本人的消毒割箸，就同牙籤一樣，只用一次，真乃一大發明。他們還有一種牙刷，非常簡單，到處雜貨店發賣，價錢很便宜，也是只用一次就丟棄的。於此可見日本人很有小聰明。且說我和老黃在江之島吃壺燒酒，三杯入口，萬慮皆消。海鳥長鳴，天風振袖。但覺心曠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黃愛調笑，看見年輕侍女，就和她搭訕，問年紀，問家鄉，引起她身世之感，使她掉下淚來。於是臨走多給小帳，約定何日重來。我們又仿佛身在小說中了。
又有一種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對手還是老黃，地點卻在上海城隍廟裡。這裡有一家素菜館，叫做春風松月樓，百年老店，名聞遐邇。我和老黃都在上海當教師，每逢閒暇，便相約去吃素酒。我們的吃法很經濟：兩斤酒，兩碗“過澆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所謂過澆，就是澆頭不澆在面上，而另盛在碗裡，作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來當飯吃。人們叫別了，常喊作“過橋面”。這裡的冬菇非常肥鮮，十景也非常入味。澆頭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後，還有剩餘，可以澆在面上。我們常常去吃，後來那堂倌熟悉了，看見我們進去，就叫“過橋客人來了，請坐請坐!”現在，老黃早已作古，這素菜館也改頭換面，不可復識了。
另有一種情境，則見於患難之中。那年日本侵略中國，石門灣淪陷，我們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轉桐廬，在城外河頭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們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寶函。他有一個孫子，名叫貞謙，約十七八歲，酷愛讀書，常常來向我請教問題，因此寶函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這老翁年約六十多歲，身體很健康，常常坐在一隻小桌旁邊的圓鼓凳上。我一到，他就請我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站起身來，揭開鼓凳的蓋，拿出一把大酒壺來，在桌上的杯子裡滿滿地斟了兩盅;又向鼓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來，就和我對酌。他的鼓凳里裝著棉絮，酒壺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來的兩碗黃酒，熱氣騰騰。酒是自家釀的，色香味都上等。我們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閒談。談的大都是關於他的孫子貞謙的事。他只有這孫子，很疼愛他。說“這小人一天到晚望書，身體不好……”望書即看書，是桐廬土白。我用空話安慰他，騙他酒吃。騙得太多，不好意思，我準備後來報謝他。但我們住在河頭上不到一個月，杭州淪陷，我們匆匆離去，終於沒有報謝他的酒惠。現在，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貞謙已入中年，情況不得而知。
最後一種情境，見於杭州西湖之畔。那時我僦居在里西湖招賢寺隔壁的小平屋裡，對門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對聯，叫做“居鄰葛嶺招賢寺，門對孤山放鶴亭”。家居多暇，則閒坐在湖邊的石凳上，欣賞湖光山色。每見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向湖邊垂釣。他釣的不是魚，而是蝦。釣鉤上裝一粒飯米，掛在岸石邊。一會兒拉起線來，就有很大的一隻蝦。其人把它關在一個瓶子裡。於是再裝上飯米，掛下去釣。釣得了三四隻大蝦，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籃里，起身走了。我問他：“何不再釣幾隻?”他笑著回答說：“下酒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