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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罷不成也罷，這對中國沒多大影響。既然齊會深推薦了同志，大家也就全部相信齊會深同志的眼光。
1937年4月7日，中國方面派出去了特使。事情果然如游緱所預料的那樣，日本方面根本沒有拒絕，反倒是緊張激動的等待著中國的特使到日本去。
日本人也害怕中國趁火打劫，而且統制派本來的計劃中也有與中國暫時全面緩和關係，以擴大日本的進出口貿易。這也不是統制派就真的堅持「中日親善」的立場。東南亞的原材料開發有限，美國與日本之間又相隔著一個太平洋。從這兩地進口原材料與設備都存在成本高昂的問題。如果能從近在咫尺的中國得到原材料，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這次兵變的時間點又恰恰在統制派馬上就要完成國內統合，建立起未來日本新秩序的關鍵時刻。統制派的核心人物已經被一網打盡，其他派別處於群龍無首的地步。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這個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的時期，恰恰群龍無首。那麼誰能夠當了這個龍首，自然能夠把已經完成的工作據為己有的好時機。
兵變後的部隊並沒有大開殺戒，只是在日本東京實施了軍管。中國特使前來的消息，讓北一輝感到極為高興。他立刻把這消息通知了被囚禁的高官，這消息給這些心懷各種想法的日本人帶來了相當的衝擊。
對日本來說，「誰牽頭」召開重要會議可是一大問題。這決定了會議召集者的地位，至少以日本的歷史傳統而言，天皇從來都是在幕後，甚至是被下面的頭子們所控制。召集會議基本上沒有天皇什麼事。以現在的局面，召集會議的無疑是掌握了東京的這幫兵變派。
胡服同志以敏銳的觀察能力迅速發現了問題，而且在東京以驚人的體力與精力連續拜訪了各個派系的頭子之後，就理順了當下日本的情況。
被起事部隊扣住的鈴木貫太郎獲得了許可，前去見天皇。他把加藤輝三中佐已經向天皇提出過的要求再給講述了一遍。起事部隊的要求比較簡單。
必須恢復天皇親政的權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磯國昭、建川美次和宇垣一成等「元兇逆臣」；為威懾俄國，立即罷免林銑十郎。以及在日本實施「昭和維新」，開戰土地改革，重建國有企業，以及完成國家對經濟宏觀調控的手段。
前來勸告的不僅僅是鈴木貫太郎這位海軍重臣，川島陸相也得到前來勸說天皇的機會，川島介紹完了兵變部隊的要求之後趁勢建議說，請陛下姑念起事者系奉陛下之名、秉承統帥之意去行動，完全是一片為國盡忠的赤誠，請陛下予以諒解。
川島的話還沒說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氣說：「先不論他們的精神何在，他們之所為首先就有傷國體的精華。殺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殘暴的軍官，無論其『精神』如何，也不應予以任何寬恕。我絕不允許凶暴的將校胡作非為。要儘快將這一事件鎮壓下去！儘快！」見天皇震怒，川島只好咋舌而退。裕仁猶余怒未消地自語道：「陸軍的無法無天難以想像，簡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對於皇道派的叛亂，統制派的幕僚軍官們當然恨不得立即鎮壓而後快，但是由於無法直接調動部隊，他們只得求助於天皇的最高權威。4日下午，在外地的第二師團長梅津美治郎和第六師團的谷壽夫、東條英機等人明確表示了堅決鎮壓的態度。
天皇自然是要負隅頑抗，不肯向兵變人員屈服，其他勢力可就未必如此了。
兵變部隊提出的要求在與統制派達成共識的那幫人聽來就顯得很合胃口了，除了土改這件事比較有歧義之外，其他的要求在上層看來非常熟悉非常有道理。
北一輝當然對此也有自己的計劃，沒有必要把所有人都逼到對立的立場上。他趁著這個時機，開始發動在鄉間的那些日本反封建同盟的基層力量，開始組織起了「覲見天皇」的行動。各地對現有秩序不滿的各地百姓們，都選出了自己的代表，這些代表們都帶著家鄉父老的囑託，帶著滿滿的悲憤與希望，親自到東京向天皇傾訴。
日本反封建同盟的基層人員向這些人保證，到了東京之後一定可以親自見到的天皇，並且向天皇親自轉述這些發生在日本的悲慘事實。
胡服同志經過這麼一系列的拜訪之後，4月14日向人民黨中央發了一封長信。開頭直截了當的寫到，「日本兵變正在向革命方向轉化」。
北一輝的想法倒是真的符合了日本的國情，日本的問題在於權力全部把持在層層的統治階級手中，人民的聲音是根本無法「直達天聽」。當然，直達天聽其實也沒多大意義。天皇從來不是代表日本人民的。
但是這種做法的目的可是要大洗牌，一旦這種直達天聽的行動得以實現，那麼保守壓迫的日本人民當然希望這種局面能夠維持下去。這就跟中國老百姓告御狀一樣，其實大家都希望能夠直接與最高統治者接觸，哪怕是這種告御狀其實就是個玩笑，但是有沒有這種想法可真的大大不同。這是人民在起來反抗。
1922年10月28日，貝尼托·墨索里尼因為不滿法西斯黨在1921年的義大利國會選舉中的535席只取得105個議席而號召3萬名支持者進入羅馬的事件。成功令當時的義大利國王伊曼紐三世任命墨索里尼為首相。也是向外界展示法西斯黨的勢力。義大利國王能夠屈服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為害怕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