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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洛夫被暗殺的當天，史達林在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和批准的情況下，對蘇聯刑法作了如下修改：
第一、各司法機關應加速審理被控告犯有策劃或採取恐怖行動的罪行的犯人。偵察恐怖活動案件不得超過十天。
第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不會考慮這類罪犯要求赦免的申請。判決一經作出，不得上訴，不得赦免。
第三、內務人民委員會應在這類罪犯被判處死刑以後立即予以執行。
以上條文在西方被稱為「基洛夫法」，它的出現為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提供了法律依據，歷時四年之久的大肅反運動開始了。
從1934年12月1日起至1935年，大肅反的對象還僅僅是「謀殺基洛夫的兇手」，被清洗的「謀殺基洛夫的兇手」據有關資料透露達50多萬人。這是第一階段。
1936年是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最出名的事件是第一次「莫斯科審判」。
大肅反運動中，曾在莫斯科進行過三次審判，受審的主要角色都是黨和政府前領導人。這三次審判被後人稱為「莫斯科審判」。
第一次莫斯科審判有16名被告。
1936年8月19—24日，在莫斯科對16名被告進行了公開審訊，這16名被告中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罪名是組織「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中心」，陰謀暗殺以史達林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基洛夫就是他們策劃暗殺的。所有被告拒不承認有罪，結果，被告16人被判死刑並被立即槍決。
在第一次「莫斯科審訊」過程中，負責大肅反運動的、以雅戈達為首腦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犯了一些技術錯誤，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恐怖中心」的一個代表曾在1932年與托洛茨基的兒子塞多夫在丹麥哥本哈根布利斯托爾旅館會見。16名被告被處決的一個星期後，丹麥《社會民主報》指出，那座旅館在他們會見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時還在柏林技術學院參加考試。
1936年9月25日，史達林和日丹諾夫指示政治局委員：「雅戈達顯然沒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諾維也夫分子集團」，雅戈達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會「在這件事情上至少落後四年」，「絕對迫切需要任命葉若夫同志為內務人民委員。」
1937年1月進行了第二次「莫斯科審判。」
第二次「莫斯科審判」名稱是「反蘇托派中心案件」，被告是E.L.皮達科夫、K.S.拉狄克等17人，其中15人被槍決。
1937年2—3月蘇共舉行中央全會，在這次全會上，史達林提出了一個論點，即隨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順利發展，階級鬥爭會日益激化。在這次全會上，史達林指出黨內還有著日、德和托派奸細；莫洛托夫指出軍隊內部有「人民公敵」；葉若夫作了關於「間諜活動」的專門報告。
1937年2—3月全會閉幕不久，內務人民委員會就高速行動起來，矛頭首先對準黨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和選出的中央委員，「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共有98人，即70％，在1937—1938年被逮捕和處決；「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動」而遭逮捕。
中國方面當然不肯干涉蘇聯的內務，陳克知道，扭轉這個局面得到貝利亞同志接掌了克格勃之後的事情。
面對各國代表的態度，中國的回答只有一個，「我們從不干涉蘇聯內政！」
第一百零七章 青萍之末（八）
蘇聯的大清洗傳的神乎其神，中國代表也聽說過一些消息。只是人民黨內部就此有過統一要求，不公開討論此事。這不等於是說陳克或者人民黨中央很贊成鐵人大叔的做法。人民黨最注重明正典刑。特別是保護憲法中規定的人民的權力。不管人民黨心裏面到底多厭惡那幫反對人民黨的份子，不過大家好歹口頭上都知道說：「反對人民黨並不是罪行，只是一種個人的觀點而已。」
鐵人大叔這鋼鐵一般的手腕，著實把人民黨的同志給嚇出了一身冷汗。人民黨也講鋼鐵一般的紀律，但是受不了這紀律的可以走人。到現在為止，每隔一段都會有針對性的整風行動，卻沒有以某個人或者某一批人為目標的定點清除。更不存在因為是XXX的同夥，就會被指認為反革命的事情。當然，這與人民黨內部嚴格遵守黨委制度有一定的關係，黨委的決定錯了，同意者者就一起受處罰。不存在某些人會遭到特別對待的事情。
這做法固然造成了諸多官僚主義的問題，也存在推諉責任導致的人事鬥爭問題。不過這些不至於造成對某些派系的大規模殺戮。畢竟人民黨也是有「人民內務委員會」這個單位的，這些秘密警察機構是維持公正的一種底線。作為對官僚體系的威懾以及博弈，這些機構的作用相當出色。
不管人民黨內部如何的議論紛紛，或者是有些心懷不軌的傢伙反應激烈，中國方面依舊不願意去評價蘇聯同志的事情。想干涉的結果只是引發蘇聯同志無謂的懷疑，「智子疑鄰」這成語說了上千年，就是教育大家不要熱臉貼了冷屁股。自以為是的是通向自掘墳墓的快車道。
只是這世界上從不缺乏把找事當溝通的傢伙，這在國家層面上更是一種常態。中國方面已經反覆聲明了自己的立場，外國的傢伙們還是不依不饒的試圖多放打探。中國代表團團長只能含蓄的提出，「為何這次會議不邀請蘇聯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