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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令和軍政兩位領導達成了共同的作戰決心，他們先是商量了一下整體的思路，接著把部隊的幹部們召集在一起開了作戰會議。

　　  陳克是毛爺爺的擁護者，所以他並沒有完全照抄毛爺爺的建軍方式。在部隊建設方面，陳克提出了模仿一部分德國參謀總部的建軍思路。德國參謀總部在人事安排方面很有特點，至少陳克看到的各種資料中，德國參謀總部並不採取完全的軍事指揮官與參謀分離的模式，低級軍事指揮官經歷過前線戰鬥錘鍊，會進軍校繼續深造，然後回到部隊參謀部工作。經歷了參謀工作之後，再去前線從事指揮工作。工農革命軍建軍一年多來堅持了黨指揮軍的綱領，在部隊建設方面實行的是軍官與參謀的輪換制。

　　  參謀重計劃，軍事指揮員重對戰機的把握與戰鬥是的軍事決心。雖然肯定有一部分人會畫虎不成反類犬。把軍事指揮員容易犯的輕視準備與參謀特有的缺乏果斷決心的特點給集結起來，但是工農革命軍的本質是黨指揮軍，這種人根本不可能靠什麼「關係」在部隊中得到提拔，也不可能長期在部隊裡頭存在。而那種能身兼指揮官的決心與參謀重準備特點的軍人，都是擁有戰略眼光的軍人。哪怕工農革命軍裡頭只有5％的指揮員能達成這種境界，陳克做夢都能笑醒。

　　  安慶的主要指揮員有40多人，全部參加過短期軍校培訓。曾經擔當過軍事指揮員與參謀的有14名。章瑜讓他們組成了參謀科。對於章瑜的計劃，參謀課的態度很一致。人民黨的軍校極為強調軍事準備，「不打無準備之仗」，這條標語就寫在軍校最醒目的牆上。  

　　  「除了從根據地來的情報之外，我們怎麼收集來自湖北的情報。」參謀科首先提出的就是這個問題。在章瑜下定與湖北新軍正面作戰前，參謀科一直制定的是以放棄安慶後在外圍採取游擊戰的軍事計劃。

　　  「雖然我們人數不夠多，但是我認為大家可以集思廣益，自己分析戰局。」章瑜答道。他以身作則，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湖北新軍大規模迫害被人民黨俘虜的官兵之前，章瑜其實沒有真的想與湖北新軍正面作戰。既然湖北新軍自己倒行逆施，在合肥戰役中被俘的幾千官兵就不可能再成為湖北新軍的戰鬥力。年初的湖北新軍有一萬六千人的部隊。參與進攻根據地的七千部隊被開除出湖北新軍序列之後，湖北新軍只剩了九千人。即將到來的戰鬥中，湖北新軍能夠派出來的部隊不可能超過四千。而且這四千人一旦分為江北與江南兩路的話，江北的人數極有可能只是兩千多人。工農革命軍現在在安慶的部隊有一千兩百多人，以這樣的兵力對比，章瑜有信心殲滅敵人。

　　  「章隊長，這是對我們最有利的考慮。如果敵人稍微有所變化，或者湖北新軍讓那些俘虜打頭陣的話，我們的計劃就會進行不下去。如果一定要作戰的話，需要更多的計劃。」作戰科長李元傑說道。

　　  對於參謀們的這種秉性，章瑜也很清楚，他答道：「我已經下了在長江以北與敵人正面作戰的決心。我現在需要參謀科提供這方面的軍事計劃。我們正面作戰能夠應付的敵人上限是多少。而且我們需要採取什麼樣的作戰手段，在哪裡迎戰。這都需要同志們一起完成。」  

　　  與會的指揮員們互相看了看，大家這是第一次脫離了中央軍委的指揮獨立作戰。以前每戰必勝，那是因為在陳克主席的直接領導下，無論打多大的仗，大家都不擔心。現在要大家自己做出決定和判斷，哪怕是最有信心的同志也忍不住生出一種不安的感覺。

　　  章 瑜知道同志們的不安，他自己同樣有著畏懼感，一旦脫離了中央的支持，只有1200的部隊面對整個湖北新軍，完全沒有不安才是怪事。但是章瑜很快想起了陳克，陳克指揮的那麼多戰役，難道陳克就沒有不安麼？章瑜在軍事會議中，是發表質疑最多的人。他知道陳克有時候也沒有萬全的準備，但是陳克有著不可動搖的軍事決心。而事實證明，陳克的每一次指揮都獲得了空前的勝利。所以章瑜強行壓制住不安的心情，他大聲說道：「所有的軍事責任都會由我來承擔，我現在下達命令，要求同志們開始制定在江北殲敵的計劃。」

　　  在指揮員們還不敢完全確定的時候，魯正平說道：「我支持章隊長的意見，我們在江北與湖北新軍正面作戰。」

　　  既然軍令與軍政部門領導達成了一致，指揮員們也就不再反對了。討論的話題進入具體執行方面。

　　  章 瑜與魯正平很快就親身感受到中央根據地與安慶的人才差距，如果只是執行中央軍委給的方案「撤出安慶，在外圍作戰」，安慶的指揮員們還能勝任。但是制定與湖北新軍在江北全面作戰的計劃，與會的指揮官有四十多人，中央軍委不過二十人，安慶的同志比中央軍委的同志多出一倍來，可制定計劃的效率則是中央軍委超出安慶的同志好幾倍。

　　  「我果然是比不了陳主席。」章瑜暗自想到，陳克一個人就能制定戰略方面的總體設想。章瑜自己僅僅能提供一個目標，他自己都無法理順戰爭思路。無法理順的直接結果就是章瑜不由自主的就從「最佳情況」的角度去思考。他也想「全面考慮問題」，但是把握全面戰局超出了章瑜的能力之外。軍事會議開了一下午，晚上大家討論到深夜，依舊拿不出一個完整的方案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