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0頁
為數不多的幾個干吃飯的傢伙,捧著碗混了大米的豆子飯,大口的扒拉,因為吃的急,一口沒咽下去,把脖子撐得又粗又紅,連忙向老闆要了杯水把豆子飯衝下喉嚨。
從中國回來,特別在人民黨根據地待了這麼久,北一輝發現日本人與中國人飲酒的習慣不太一樣。日本人大多數是為了喝酒而喝酒,菜不多,追求的就是喝的醉醺醺的感覺。中國人也喝酒,卻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把酒當了調味劑,先是猛吃些飯菜,接著喝口酒潤潤。按照中國的俗話則是「吃香喝辣」。
這酒一下肚,氣氛就熱鬧起來。幾乎每個人都說話,或者是天氣,或者是最近的新聞。當然也不乏抱怨。那位邊喝酒邊放氣的是位拉黃包車的。由於放氣聲音太大,引發了別人的矚目。看眾人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那位就繃著臉向大家抱怨,他怎麼在大太陽底下由一清早到如今,還沒停過腳,身上已經濕了又干,幹了又濕,不知有多少回!
其餘的人多數是彼此談著閒話,聽到這兩句,馬上都靜了一會兒,而後象鳥兒炸了巢似的都想起一日間的委屈,都想講給大家聽。連那幾位吃著混了大米的豆子飯的也把口中勻出能調動舌頭的空隙,一邊兒吞咽,一邊兒說話,連頭上的筋都跳了起來:「拉包月的就好過嗎?!我兩點起到現在還水米沒打牙!竟說銀座到櫻田門——嗝!——我已經三個來回了!把屁眼都他媽的累炸了,一勁的放氣!」轉圈看了大家一眼,點了點頭,又往嘴裡塞了一口豆子飯。
北一輝只是靜靜的聽,卻也不參與這些討論。即便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武漢,這等場景同樣並不少見。每個勞動者都頗為辛苦,人民黨為了聚集所有力量發展重工業,在國家可以直接控制的經濟領域,對勞動力的榨取可謂「兇殘」。包括陳克在內,除了工資之外沒有任何資本分紅,每個人都在勞動,勞動,勞動。北一輝帶領的學生調查組分析日本經濟的時候,最新共識是日本近十年以來,投資極大的積壓了消費。於日本相比,人民黨的投資力度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想起自己領導的研究小組,北一輝就感到一陣自豪與欣慰。想進行社會革命,首先就得知道社會是一個什麼現狀。出身比較高的大學生們固然有種種年輕人的幼稚與不成熟,卻有著另外的好處,他們的視野明顯比普通大眾要開闊得多。
想擁有見識,不考慮個人資質的話,就只能靠錢財與先天繼承的社會環境。墾殖大學是一所「新學校」,1900年創校的時候甚至沒有自己的校舍,乾脆借用東京政法大學的校舍。在校學生很多是沒有考上東大、早稻田、慶應大學的傢伙。年輕人在暑假期間自然是到處串聯,逐漸的,北一輝領導的社會調查團隊中出現了這幾所著名學校的在校生。
各個國家的統治階級一般都擁有超出普通人見識與能力的水平,當統治階級的能力與組織力弱於民間的時候,這個政權也就到了自己的窮途末路。1923年,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閒暇的學生,出身都不低。窮困學生此時都在努力幫助家裡面幹活,根本不可能有機會搞什麼不賺錢還得倒貼錢的社會調查。
人民黨幹校課程本就是給統治階級管理階層學習的內容,出身中上層的學生一聽就感到親近。人民黨政務積累出的經驗,讓缺乏實際操作的學生們感到大開眼界。
北一輝年輕的時候就靠幹些見不得光的買賣來積攢革命經費,現在他索性要求學生們除了要自己承擔伙食費之外,還需繳納參加活動的參加費。當然,每一個小組都能分享歸納總結出來文稿的印刷件。學生們中間有人家裡面就是開印刷廠的,以優惠的價格談妥了生意,由專業排版工人負責大量印刷工作。這筆費對於日本普通家庭來說用並不便宜,然而所有參與社會調查的學生很輕鬆的把錢拿了出來。
有中國革命做樣板,北一輝到現在為止的發展還算是相當順利。好歹學生們理解了資本與錢財的區別,儘管北一輝對學生們的表現還是不夠滿意。
這也怪不得學生。陳克是很敢嘲笑外國的,例如幹校就引用過陳克嘲笑外國「只有經濟學,沒有政治經濟學」。這種嘲笑在日本的確找到了明證,學生們對經濟或許有點概念,對於政治經濟學則是一竅不通。即便是商學院出身的大學生,專業知識也不過是如何為商業部門服務。把日本大學課程與人民黨黨校以及各級學校的政治課程一比,北一輝明顯感到日本大學就是在培育高級勞工,而不是人民黨那種以教育來培育未來統治階級的思路。
北一輝只能用靠自己記錄的黨校政治經濟學課程,以及自己對「唯物歷史主義」二把刀理解給學生講課。即便如此,大學生們仍然覺得北一輝的學問深不可測。
瞅著眼前這些只想著如何解決明天生計問題的普通日本勞動者,北一輝心中是難以克制的優越感,同樣還有焦急的感覺。只要再等幾個月,幾個月就行。那時候北一輝就能有一定人手來推動在人民中間的革命宣傳。
學習人民黨的經驗,北一輝很清楚直接向人民宣傳什麼《資本論》與社會主義制度根本不行,想領著日本人民起來革命,就必須有適合日本的革命方式。更直白的說,就是得有基層。而這個基層既不是那些大學生,也不是眼前的這幫勞動者。在日本想獲取基層的控制權,就一定得得到一部分人的合作。這家「松鶴丸」酒肆是羽田聖向北一輝推薦的「反政府沙龍」中的一處。真正的基層人員就在這裡面出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