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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命令一經發布，立即得到地方政府和民眾的熱烈響應，許多社會名流和富豪鄉紳紛紛解囊。第二年即有多處公墓、公祠、碑（館）竣工落成。據云南地方史志記載：滇西各縣區共建有此類紀念祠、堂、陵園計大小一十三處，其中以騰衝國殤公墓尤為著名，工程最為巨大，修建最為雄偉壯觀。
公元一九八七年歲末，我往滇西搜集素材曾在騰衝駐足數日。我看見國殤公墓業已修復完畢，忠烈祠和紀念碑均粉刷油漆一新，原國民黨要人手書真跡題字題辭經過精心複製，幾與原件不差分毫。公墓占地數十畝，園內風景優雅，松柏成林，另闢有陳列室、茶園等。現已被當地政府正式宣布為文物保護單位。
翌月，我回農場，委託一個叫萬華僑的老知青替我到八莫辦件事。萬華僑原先也是我們一道下鄉的知青，因為好逸惡勞，就勾搭上一個洋人街那邊的女子，過去入贅，成了華僑。有知道底細的人悄悄透露，說老萬在那邊過得並不見怎樣發達，時常還要替人家下苦力，足見得華僑並不見得人人都是腰纏萬貫的闊佬。
萬華僑抽了我一盒“紅塔山”，又吃光兩海碗雜碎米線，然後拍著胸脯說要替老同學兩肋插刀。其實我拜託他的並非驚天動地的大事，也無上天入地的艱難，只是請他到八莫替我拍張“戰車公墓”的照片回來，以聊慰我那老父的緬懷之情。
過了一街（五天一街），老萬果然如期而至。他開口就滔滔不絕地訴苦，怨聲載道，仿佛我害得他傾家蕩產。原來他費了一天時間去尋找什麼“戰車公墓”，而那一帶早就推平了，建起一條高速公路，還有一座煉膠廠，因此他白白荒廢了一天生意。
我信了，自認倒霉，就賠償老萬二十元人民幣。
5
公元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未畢業就被光榮批准到一個很遙遠的雲南邊疆去當知青。登車的日子眼看迫近，七月七日，下午四點半鐘，距離三十四年前那個震驚全國的歷史性時刻還差幾個小時。
父親從幾百里外的“五?七”幹校趕回來送我。請假是特許的，那時候他還在住“牛棚”，是九種人。父親顯然老了，飽經滄桑，四十幾歲的人，佝腰駝背，兩鬢掛霜。只是情緒還好，臉曬得黑紅。
我極豪邁地指著地圖，把那塊將屬於我們去保衛戰鬥的疆土劃了一個圓圈，讓父親觀看。那地方叫弄巴，在畹町以西一百公里處，人煙稀少，與緬甸相鄰。不料父親盯住地圖愣了半天，突然說那地方他去過，不是從中國，而是往印度那地方來的。他還證明說那些地方風景很優美，很原始，有許多古老的森林和清澈的河流。當地人好客，能歌善舞，喜豪飲，亦喜食鴉片。男人叫“恰克拉”，女人叫“恰克尼”，等等。
父親的話令我愕然。我從大字報上知道父親有一段歷史污點，並且子女亦為此屢受株連，就憤憤地責問父親是否交代清楚了？父親枯坐良久，悽然一笑，說別問了孩子，你最好不要替父親背包袱。倘若你要獨自走很長的路，就相信你父親一定沒幹過回事。
那一晚，我聽見父親在隔壁吸了一夜煙，第二天就提前返回幹校。
關於學生從軍的那段話題也即我父親後來留下歷史污點的那段經歷似乎還缺少一個輝煌的結尾。我現在掌握的確鑿資料證明：蔣委員長對學生信誓旦旦的諾言並沒有兌現。抗戰結束，國共兩黨兵戎相向，內戰在即，全體從軍學生包括我父親被強行留在軍隊裡，失去重返校園的機會。
一九四六年初春，我父親不再是炊事兵而是運輸兵，他們那支車隊奉命開往東北打內戰。途徑湖南長沙，幾個同學買通長官，一齊棄車逃入城中躲起來。後來營長聞訊，提著手槍帶人在城裡搜查一整天，總算僥倖躲過，開成小差。聽說也有被捉回去的，當眾執行槍決。那時候槍斃逃兵是很常見的事。
三天後，我父親登上回家的輪船。同學們也紛紛告別，各奔前程。他記得那是個陰雨天氣，湘江嗚咽，橘子洲頭好像一個黯淡的幻影，隱現在浩茫煙雨之中。輪船離岸時，我父親站在擁擠的甲板上，腳下堆著簡單的行裝。冷雨霏霏，雨絲濡濕了他的衣衫和頭髮，寒風刺痛了他的面頰和眼睛，他久久佇立，向岸上幾個同學告別，同時也向人生中一段雖不輝煌卻也轟轟烈烈的歲月告別。此刻，他的心中全無走向新生活的喜悅和激動，反而充滿一種沉重的失落，一種對於風雨飄搖的中國和未來的深深的悲觀。
這是他人生樂章中第一個慘澹而低落的休止符。
他慢慢揚起手臂，朝著刺骨的江風和灰濛濛的城市使勁搖晃。他搖得那麼吃力，那麼艱難，仿佛在和籠罩在心頭的巨大憂傷和孤獨搏鬥。但是他註定不會成功，因為孤獨的陰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
他哭了。
關於我父親的話題還有很多。我以為悲劇性的命運主題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生主旋律，這個旋律在他們生活中反覆彈奏，而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正視它。
公元一九八一年暑假，我從大學回到闊別已久的四川探親。那時候父親已經落實政策，正在想辦法調回成都。我向他提起寫一部自傳體回憶錄的事，遭到斷然拒絕。父親認為人生是一種私有財產，就象隱私和創傷都需要受到保護，不得與人分享一樣。直到一九八九年夏天，當我為寫這部關於中國遠征軍的長篇紀實文學嘔心瀝血搜索枯腸的時候，父親突然來信告訴我，他已經為我寫下一部詳細的回憶材料，有近十萬字，但是只供我一人參考，不得用於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