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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才知道了關於我父親和整整一代人曾經有過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歷史歲月。
一九八六年,父親收到華羅庚教授主持的北京中科院應用數學研究所的商調通知。此時他已整整六十周歲,身患肺心病、風濕痛和多種老年性疾病。到北京中科院工作並在恩師指導下從事應用數學研究,這當是他渴盼已久的人生最大夙願。然而對一個飽經磨難風燭殘年的老知識分子來說,這個機會畢竟姍姍來遲了。
他在寫給華老的覆信中慨然長嘆: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兩年後,華羅庚教授不幸在日本猝然去世。我父親聞訊大慟,三日臥床不起。
父親唁電云:
“??????師恩如山,我心奈何?”
尾聲 天 祭
一九八七年歲末,龍年將臨,我獨自登上中緬邊境的一座山峰。這是一座無名山峰,它坐落在國境線上,峰頂歸兩國共有。登上峰頂,能夠一目了然地鳥瞰五座緊挨在一起的高山“壩子”。這些壩子好像奧運會的五隻圓環,其中有三隻屬於中國,另外兩隻原先屬於中國,現在主權歸緬甸:一隻叫八莫,一隻叫密支那。
我坐在石頭上,抽一支煙,讓習習的涼風和尼古丁一起熨平心中的狂瀾,然後平心靜氣極目遠眺。
密支那最遠。此刻它被大氣中的塵埃籠罩著,天宇之下,只能隱隱約約望見一些破碎的山影和閃爍的紫色光斑,有如窺伺宇宙一樣很遙遠很神秘。八莫則近在咫尺。我看見壩子裡有隆起的山丘和蜿蜒的河流,河流象一條青白的帶子,在正午的陽光下泛著亮光。八莫河來自中國,它的上游叫南宛河,我曾在這條河邊生活了七年。國家把河流攔腰隔斷,於是我永遠無法到達下游,重新採訪留下我父輩鮮血與足跡的土地和城市,憑弔那座業已不存在的“戰車公墓”。
我心中突然起了一種類似無知的蒼茫感。
天也滄桑,地也滄桑,歷史如江河,滔滔不絕。我覺得天很明淨高遠,地很深沉博大,太陽也很熱烈很燦爛,宇宙和星辰都很永恆,只有自己和人生十分渺小短暫。數十年彈指一揮間,如流星,如火炬,如水花,如塵埃;電光石火,稍縱即逝。人於歷史,之於進化,或在於寂寞,或在於一彈。於是心胸受到一種來自天地萬物的闊大感召與鼓舞。我拾起一塊石片,在石壁上刻下一行淺淺的記憶:“惟天地與業績並存——鄧賢祭於世紀之末。”
然後下山。
然後告訴父親,我確實祭奠了那座公墓。用我的那顆最最虔誠的心靈。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初稿
一九九0年三月修改
八月改畢於成都
後記 歷史不會忘記
當我剛剛完成手中這部長篇紀實文學《大國之魂》並把它寄給出版社的時候,時間已經來到公園一九九0年秋。都說秋天是收穫的季節,我認為秋天更適合休息,於是動身往雲南參加一個筆會。在風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這樣一個消息:四個月前,一行日本人終秘密地於踏上了松山的紅土地。
毫無疑問,這則消息極大地震動了我,它使我再也無法安下心來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急急忙忙踏上了採訪的旅程。
當事人大都迴避我的採訪。有一位當地作者,將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見聞寫成一部報告文學,但是未得發表。據說有關部門不希望擴散影響。不管怎麼說,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確鑿地實現了重返松山的夙願,而我們中國人對此似乎不應該再有什麼想法。
最初,我並不懷疑日本人的和平誠意和鍥而不捨的懺悔精神。因為現在早已不是互相敵對的戰爭年代,何況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何況日本政府年初已經率先宣布恢復對華貸款,等等。
我本人對這則內部消息的興趣僅僅在於它所透露的某些同我的作品有關的歷史內容。
據悉,日本客人共有兩名,來自日本“松山老戰士協會”,其中一名是在我的拙作《大國之魂》中曾經提及的護旗官木下中尉,另一位名不見經傳,滿臉麻子,戰爭期間職務為軍曹。據說還有一位松山軍妓希望同來,被中方婉拒。接待單位均為公安部門,戒備森嚴。不大象保護遊客,倒像押解犯人。
事過境遷,怒江峽谷建起了水泥跨江大橋,滇緬公路拓寬了一倍。只有松山依舊荒蕪,當年的戰爭遺蹟歷歷在目。
車到大埡口,兩位日本老人就坐不住了。他們身著傳統的日本和服,一面把許多從島國帶來的精美祭物拋向山坡和深谷,一面長跪不起,抱頭痛哭。日本人走走停停,尋尋覓覓,幾乎是從山下跪上山頂的,以至於弄得一身一臉都是泥土,其心意之虔誠可見一斑。
聽說他們在松山上祭祀了一整天,拍了許多照片,燒了許多香燭,最後如願以償地取走了一包松山的泥土。松山海拔兩千六百公尺,不在乎一小包泥土。這也是中國人的胸懷。
據說日本人對此深表謝意。
我由此稍許產生了一丁點自卑。因為我獨自徒步考察松山時,當地政府作了許多規定,其中有一條就是不許拍照。
據說日本客人曾向有關部門提出一個缺乏常識的問題。日本人說,既然松山戰役是你們的一次重大勝利,那麼松山為什麼沒有紀念碑,也沒有其他紀念物?這個問題自然不難應付。事實上在松山大埡口的公路邊確曾有一座舊石碑,只是年代久遠,不大引人注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