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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滇西戰事篇》第六章第三節載：
“七月二十四日，陰雲濃霧，步炮協同困難，未能擴大戰果。而敵乘雨之際，猛撲丙丁高地，第三0七團副團長陳偉及第一營營長劉家驥與敵鏖戰負傷??????”
公元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昆明地區天氣晴朗，晨霧尚未散盡，陽光溫熙地灑進窗來。陳偉先生與我面對面地坐在市政協辦公室里，接受採訪。陳先生已逾花甲，面龐清癯，花白頭髮梳理整齊，腰板依然挺直，穿一件樸素莊重的灰咔嘰中山制服。同我認識的所有作為統戰對象的民主人士一樣，陳先生言語也不多，說話謹慎，如果我不提問，他便絕不主動開口，極有禮貌地保持沉默。
我的採訪是從松山以外的話題開始的。為行文方便，我刪去提問和與文章無關的內容，將陳先生談話整理如下：
“我是廣州人，南京黃埔第十期畢業，打松山那年二十九歲。當過士兵、二等兵，到副排、連、營、副團。中校。老婆孩子扔在廣州淪陷區，部隊一律不帶家屬。
“那時物價不算太貴。二等兵一月六元法幣，少尉排長四十八元，中尉八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我是中校，記得一元錢要買一百斤大米。
“打日本跟打內戰不同，但是從打仗的角度講是一回事。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當兵就得打仗，命令下來，不管是誰都得打??????你問現在對日本民族怎麼看？我想他們是有罪的，他們並沒有承擔戰爭責任，不管別人會怎麼看，我永遠忘不了這個事實。
“他們必須對中國作出賠償??????政策是一回事，感情是另外一回事。
“每團都有美軍聯絡參謀組，軍部有參謀團。一九四三年在雲南文山駐防，辦軍事干訓班，由美國軍官訓練排以上幹部和特種兵。效果不大，連排長習慣按照自己的方法帶兵。
“戰鬥前一般要進行短期精神訓化，啟發士兵愛國覺悟。團部設政訓處，有政訓主任，連部設政治指導員，後來撤銷，改設副連長，負責對士兵進行時事政治和抗日救國教育。
“渡江第一階段，我軍進攻基本上是失敗的，傷亡很大。日本人不僅工事堅固，而且非常隱蔽，即使我軍占領了表面陣地也無法立足，因此軍部決定改變戰術，一個地堡一個地堡地掏，將包圍圈一點點地收攏。這樣看上去雖然進展緩慢，卻很有效果，敵人消滅一個少一個，所以到七月下旬，我軍陣地已經穩步推進到離主峰子高地不到五百公尺的陰登山、大埡口和黃家水井一帶。
“我是在指揮攻打黃家水井時負傷的。當時我隱蔽在一棵樹樁後面觀察，大約被日本狙擊手發現了，於是幾顆槍榴彈就接連在我身邊爆炸，其中一顆直接命中樹樁，將我頭部和大腿炸傷。日本兵槍法好，狙擊手特別多，狙擊手往往都用步槍和槍榴彈。槍榴彈比手榴彈厲害，拋得遠，準確性高，瞄準射擊，對付步兵比迫擊炮還管用。日本士兵素質比我們好，訓練有方，聽說他們都是志願兵，沒人強迫，所以經得起打硬仗。
“據我個人所知，國民黨軍隊裡沒有督戰隊，也許只是我所在的部隊沒有。榮一師攻下子高地，被敵人反攻，李彌急了，親自率領敢死隊上戰場。
“你問松山戰役取勝的關鍵在哪裡？我看除了中國官兵打得勇敢和美國飛機支援外，戰術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是李彌及時調整戰術，第二是使用火焰噴射器，第三是爆破子高地成功。”
陳先生傷愈後升任團長，後任少將師長，一九四九年在廣州率部起義。現為昆明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委員，《昆明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委。
5
一九七一年，當我作為百萬知青大軍的一員，從天府之國的成都來到遙遠的雲南邊疆插隊落戶時，心中除了一片如同遭到上帝拋棄的荒涼外，對腳下這片陌生的紅土地及其周圍的人生故事全都漠不關心。
我們建設兵團（後恢復農場）座落在怒江以北幾百公里的邊境上。那是一塊相當於成都市大小的富饒而荒涼的山間盆地，當地人稱壩子。至少還有三種少數民族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壩子形如狹長的朝鮮半島那樣深深地楔進緬甸北部莽莽蒼蒼的熱帶林海中，它西與密支那相鄰，南與八莫隔山相望，我們農場就好象一座堅強的橋頭堡，牢牢地占據了這座半島的中心位置。
農場始建於公元一九五五年，最初由幾百名部隊轉業官兵創建。這些官兵雖然都戴過紅彤彤的五星帽徽，來自革命大熔爐，卻沒有一個屬於那種貨真價實的老革命。他們都是半路出家的角色，比方投誠、起義、收編等等，有的還是三大戰役的俘虜兵。總之，這些老前輩的形象都遠不夠那麼高大和光輝，因此很快就在我們這些被派來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心目中黯然失色。
儘管當時我本人已經淪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我和我的情緒衝動的知青夥伴還是不公正地虐待了那些被歷史遺棄的老兵。
十年之後，當我重返滇西，為創作這部長篇紀實文學進行歷時數月的實地採訪的時候，我特地回到了一度朝思暮想的邊疆農場。也許由於時過境遷，也許由於經歷了人生，多了一些沉重，少了一些幼稚和膚淺，總之我在那裡幾乎毫不費力地拾取了許許多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別人，也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