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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殺蔣介石，搬掉中美合作的絆腳石，將中國抗戰納入盟軍對日作戰乃至全球戰略的新軌道，這就是“藍鯨行動”產生和出台的政治大背景。
該指令被嚴格保密，不形諸文字，不留下證據，只限軍方極少數高級將領知道。指令規定執行期限為三個月，預期自動失效。
當年三月，蔣介石應邀訪問印度，並前往蘭姆伽視察中國駐印軍。“藍鯨行動”抓住這一天賜良機準備就緒。按照計劃，一切都將在委員長夫婦旅行途中發生，順理成章，不露破綻。首先，當蔣委員長的座機飛越兩萬英尺的喜馬拉雅山脈的時候，飛機發動機突然發生故障，這時機上所有人都不得不棄機跳傘。慌亂中，委員長夫婦將得到一副失靈的降落傘。為保證計劃萬無一失，機艙內所有乘客的降落傘都將失靈。這樣，在三月里某一天，世界各國的報紙都將在頭版登出這一重大不幸的空難事故消息。
史迪威將行動方案呈報白宮，卻遲遲未獲批准。
不料三月初，日本人在中國正面戰場發動全面進攻，戰事吃緊，豫、湘、桂頻頻告急。委員長臨時取消訪印。四月，秘密指令期限已滿，“藍鯨行動”無限期擱置起來。
天違人願，這不知是中國人的不幸還是大幸，史迪威只好仰天長嘆，引為終生遺憾。
好幾年後，多恩將軍再度出任台灣首席軍事顧問，與蔣氏父子共事十餘年。直到七十年代退休，他才在回憶錄里首次公開了“藍鯨行動”的絕密內容，導致台灣社會輿論大嘩。
這項暗殺中國蔣委員長的秘密計劃被詳細載入一本有影響的美國歷史著作《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作者：【美】麥可?沙勒，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一書中。
這個事實說明，在美國人眼中，中國的鐵幕政治已經逐漸曝光，蔣介石以一個半開化的封建君主的形象統治著一個貧窮落後的龐大帝國。美國人迫切需要利用中國的人力資源，以儘快打敗日本人，結束戰爭。但是對委員長來說，他首先需要保存實力，以便對付他戰後的敵人。
於是兩個大國之間的利害衝突就一再不可避免地爆發出來。
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日，中國重慶。
蔣介石由隨身侍從換上黃呢軍服。這是一套最新定製的軍服：考究的呢料，精細的做工，加上五顆熠熠生輝的將星（一級上將）簇擁在鑲金線的肩章上，使委員長瘦削的身軀看上去不僅挺拔有力，而且氣派十足，威風凜凜。
委員長是中國唯一佩戴五顆將星的軍人。五顆將星是一種榮譽，也是一種資格，它表明委員長對軍隊擁有某種至高無上的權力。授予委員長這種權力的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儘管委員長的軍銜從形式上完全取自美國，但是內容實質卻大相逕庭。在美國，三權分立，將軍聽命於總統，總統受制於議會；在重慶，黨政軍三位一體，政府聽命於軍人，軍人聽命於獨裁者。
今天，委員長的心情顯然很好，他對著鏡子慢慢打量自己，嘴角溢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開羅會議之後，太平洋戰局繼續好轉。六月，美軍越過菲律賓，登陸塞班島，把戰爭推進到日本本土。緬甸方面，中美聯軍圍攻密支那，中印公路通車在即。半月前，美軍重型轟炸機首次從成都太平寺機場起飛轟炸日本東京，繼而把轟炸區域擴展到所有的日本城市。在大陸，儘管日軍“一號作戰”攻勢正猛，河南、湖北大部淪陷，衡陽保衛戰還在激烈進行，但是委員長已經敏銳地預見到，日軍的攻勢不過是強弩之末。盟軍在歐洲和太平洋的勝利最終將導致日本人失敗。基於這一遠見，他已密令衡陽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如果萬不得已，就地停止抵抗，以圖保存實力。
“曲線救國”並非委員長的發明，它其實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韜略之一。
侍從為委員長戴上軍帽，佩上短劍。委員長用手正了正帽檐，又將短劍抽出來小心拭了拭，然後插回刀鞘里。這是一柄精美的日本短劍，劍柄嵌有黃金菊花徽章，表明它是來自日本皇室的禮物。委員長有佩劍的習慣，佩劍與佩槍不同，佩劍更能表現東方武士堅韌不拔的氣概。我們不妨把這種個人習慣看作委員長早年在日本士官學校留學的直接後果。
今天，委員長要偕夫人一道出席重慶各界“紀念七?七抗戰七周年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陳布雷匆匆走進門來。他示意侍從退下，然後把一份急電遞給委員長。
急電來自大洋彼岸。發報人是美國總統羅斯福。
蔣介石閱過電報，臉色驟變。他忽然把電報撕得粉碎，怒不可遏地嚷道：“真是豈有此理！娘希匹！要是把軍隊都交給他，我就不如跟日本人講和好了！”
陳布雷對委員長發怒早有準備。他事先看過電報，知道美國總統給委員長出了一道難題。羅斯福以儘快打敗日本和配合太平洋戰場為理由，要求蔣介石把中國戰區的指揮權全部交給史迪威。
交出軍隊就意味著剝奪，剝奪地位、權利和一切。對中國領袖來說，交出軍隊甚至比交出生命更加困難。這無疑是場更大的危機，是幾個月前那場“怒江危機”的繼續。
陳布雷低聲勸道：“先生千萬不要動怒。美國人雖然利令智昏，但是南方戰場未見勝負，怒江和密支那戰事正烈，還望先生審時度勢，不要上了美國人的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