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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並沒有爆炸，但是我們卻聽到爆炸聲。我們下意識地躲避，然後才發現爆炸不是來自飛機殘骸，而是來自我們背後的霧氣之中－那是槍聲炮聲，和一種，比如說吧，把彈藥庫點著的聲音。

　　  我們茫然地看著身後的霧氣，就像我們剛才茫然看著身前的霧氣，直到聽見美式威利斯吉普的引擎聲。我們往前走了幾步，便看到一輛吉普衝破霧氣不緊不慢地駛來，車上坐著兩個同樣不緊不慢的英國軍人。

　　  阿譯大概覺得禮貌更適合這樣的外交場合，於是以一種中國式的拘謹微微鞠了一躬，“先生們好。”

　　  但是那兩位都是帶著武器的，於是立刻有了一支李恩斯菲爾德步槍和一支司登式衝鋒鎗指著我們。

　　  “我們是朋友。”我用英語說，我說這話時著實有點臉紅，因為無論如何不該出現一支只擁有褲衩的軍隊，“中國軍隊。”

　　  槍倒是放下來了，車繼續往前駛。

　　  我追著他們問：“我們是迫降的！這是在哪兒？”

　　  車駛過我們一段才停下的，車上的英國人用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看著我們，那種活死人一樣的漠不關心是如此熟悉，不但沒有關心，連好奇也沒有——通常我們也用那種態度對待彼此。  

　　  英國人一點兒表情也沒有地說：“亞細亞啊，這該死的叢林難道會是歐羅巴嗎？”

　　  我笑不出來，從那幾位一絲不苟的表情上來看他們也沒認為這是玩笑，玩笑是要和地位平等的人開的，所以他們不和我們開玩笑——幸虧他們的司機覺得我們的差距還沒差到完全不可以對話。

　　  他說：“你們降錯地方了。”

　　  我真的很想笑，那種很想笑但表現出來是一種像哭的表情，“我同意。可我們是迫降，我們被日本人打下來的。”

　　  “機場在十一點半方向八公里。”那說急倒毫不掩飾他的憤怒，“你們總是搞錯地方。”

　　  我身邊的阿譯下意識地看表，但是顯然他只能看到他的手腕。我把他的手腕打了下來。

　　  我耐心地說：“尊敬的先生，只需要一個單詞，您就可以讓一群迷路的人知道他們的位置。”

　　  那位尊敬的先生驅動了車，冷淡地說：“看你們的地圖。”  

　　  他那樣理直氣壯，以至我不得不看了一眼我僅有的一條褲衩，以確定那裡邊確實沒藏著一份高比例軍用地圖，而我抬頭的時候那輛車已經驅動。

　　  “您從哪兒看出我身上藏了包括地圖在內的整座倉庫？——我們他媽的在哪兒？！”我根本顧不得外交禮儀了。

　　  那輛車揚長而去了，你禮貌或者無禮對他們都是無關緊要的，他們只丟下一個死樣活氣回答：“我們在撤退。”

　　  阿譯問我：“他們說什麼？”

　　  我狂怒地揮了揮手，“說他們已經死了！不問活人的瑣碎！”我撿起一截樹枝照著吞沒了那輛車的茫茫霧氣扔了過去，顯然不可能命中，我只好聽著遙遠的爆炸中，惡毒地臆想著兩位活死人大爺已經被流彈命中。

　　  被我提醒到的郝獸醫忽然跳了起來，“沒死！噯呀！他還沒死！”

　　  他急急忙忙又向Ｃ４６的殘骸跑了過去，我們不明所已地跟著，當想清楚他要做什麼時，我們跑到了他前邊。

　　  我們從殘骸里把那位奄奄一息的美國飛行員搬了出來，我們儘可能緩解他的痛苦，因為他曾平等地對待過我們，郝獸醫盡一切能力救護，可惜只能是一些徒手的急救。  

　　  美國人混濁的眼睛終於清亮了一會兒，看了看簇擁在他身周的我們，又看了看霧濁濁的天空。

　　  “去打仗啊。他媽的你們。”他說，然後就死了。我們愣著。

　　  迷龍疑惑地問：“他叨咕啥？”

　　  “他媽的你們，去打仗啊。”我說。

　　  迷龍問我：“……和他媽的誰打？”

　　  我問阿譯：“……營座，和他媽的誰打？”

　　  阿譯看起來此事完全與他無關一樣，也難怪，過很久他才想起他是營座。他總算在軍官訓練團混過，於是做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哦，我先得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煩啦，我們在什麼地方？”

　　  我看了他足足幾秒，讓阿譯幾乎覺得神秘莫測起來。

　　  “別逼我再說損話了。損人又不利己的。”我咬著牙說。

　　  於是我們沉默。過一會康丫撓了撓頭，“有鍬的沒？”  

　　  不辣很奇怪康丫怎麼要那玩意兒，“衣服，槍，哪個都比鍬要緊啊。要鍬做么子？”

　　  康丫瞪眼，“埋了他啊！”

　　  我們瞪著他，因為這個不算自私的建議竟然來自一向只顧自己需要的康丫。

　　  用手刨坑是不可能的，我們最後能做的是把二十多具屍體在林邊排開，用拆下的樹枝遮蓋。

　　  這場進軍更像潰敗，在不知其然之中我們已經折損近半。死了的安詳，活著的倒茫然。我們聽康丫的建議簡單地料理了死者的後事，無論中國人還是美國人都是一樣，他們註定無名無姓地在異國的土地上埋葬。

　　  忙完這件事的迷龍開始嘗試著從飛機上找下的一根撬棍。阿譯拿著一支從飛行員身上找到的自衛手槍，和我一塊在地上畫地圖。那一幫傢伙在用鐵片分解從飛機上搬下來的帆布，想為自己找點兒禦寒遮身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