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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時刻在學習的頂級官僚，馬周的智力是無可挑剔的，黃門侍郎劉洎在馬周的指點下，發了一篇《約束藩王論》。
一時間，引起了宗室的極大反彈，乃至到各路洛陽新貴及玄武門元謀功臣，都覺得這未必就是要「約束藩王」，大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不是要搞「大約束」？
封建帝國的京城，天然地成為最沒有「王法」的地方，這裡維持社會運轉維繫人際交往的準繩，只看靠山大不大，背景厚不厚。自興建洛陽宮至今，數年光景，洛陽從原先的東都，已經恢復生產再度繁榮，累積囤聚的財富，無數權貴在垂涎。
舊年一棟南城的宅院，那值個什麼？隨便一個淮揚大商，買了就是買了。到如今，卻是天翻地覆，南城那些房東，只是用來做「客舍」，旬日收一回租金，一年下來，就能賺出以往一代人的財富。
這是難以理解也難以想像的。
劉洎的《約束藩王論》，其底氣來源於侍中馬周，而馬周自東宮起家，從來都是要約束藩王，震懾宗室的。
皇族大多不事生產，不拘是經濟軍事，通曉一二者屈指可數，泛泛如豚彘者，卻多不勝數。
又因為天然地有個好光環，導致那些底氣不足的事務官，不得不選擇妥協、包庇、縱容，乃至越發不堪。
倘若還是「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馬周並不會如此，事情點在約束藩王上，也就到此為止。但是當今世上，一個農戶一年所得，是遠遠不如新南市任何一個工人哪怕是學徒工的。
新南市在早起經歷了瘋狂的惡性競爭、暴力衝突的野蠻對抗期後，在「有識之士」的斡旋下，逐漸趨於平靜。又因為優質工人的價值一步步提高，社會的普遍道德評判，又是基於「士農工商」四等，於是竟然是發展出了相當怪異的「百工行會」。
「百工行會」並非是什麼香堂會水的組織，它誕生的那一刻，就有著官方介入的背景。朝廷一面要從商人手中「收稅」，一面又要防止「收買人心」的巨富，而震懾巨富的方式，朝廷是雙管齊下的。
首先自然是「富不與官斗」的權大於錢，其次，則是「以民為本」的統治基調，讓基層官僚以「父母官」的身份，站在「百工行會」的一側，去要挾威懾巨富大商。
官商勾結雖然依舊存在，商人巨富依然可以收買那些底層官僚，但「先進」的審計官僚進入體制的同時，和商人打交道的官僚們升官發財的權重，卻並非來源於商人的支持，這就稍稍地保證了工商之間的平衡。
儘管哪怕是最繁榮的新南市，工人的單日工作時間，往往都在五個時辰以上，甚至六個時辰，但因為這種奇葩的平衡，卻也讓商人不得不保證工人在為他們創造產值的同時，他們要提供足夠的金錢收入和營養攝入。
皇帝在聽說新南市每日肉蛋類消耗，竟然比城北加起來還要多時，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驚愕表情。
只是這一切的投入是值得的，新南市的回報也無比豐厚。而這個回報，皇帝自認為是他的「庇護」，於是在馬周和劉洎以《約束藩王論》劍指宗室的同時，李世民是決心要把用在「五姓七望」身上的「大推恩令」，給李家親戚也都用上。
既然封建破產，那就另闢蹊徑。
要麼不推恩，要推一起推。不能只有皇族分家的分家，單過的單過，「四民」各層，都要「依法辦事」！
誰要是反對，誰就是「要挾皇族」「賣直邀名」，否則，憑什麼皇帝要搞封建就各種掣肘？
劉洎前腳把《約束藩王論》拿出來，馬周接著就是一套《揚子江丁口增長考》。作為眼下和各方關係都不錯的宰輔，馬周想要從杜如晦、魏徵、張德、李客師等地方實權巨頭那裡拿到一些要緊數據，難度不能說沒有，但基本上都是要給這個面子的。
從體制出發，好歹馬周是現在的「中央領導同志」不是？
地方要是不服從中央，地方是想做什麼？
馬周給李董的丁口指標中，千分之三的自然增長率是上限，這個上限，並非只有沔州一地，還有蘇州常州所轄上縣，但凡「魚米之鄉」，又有非常不錯的醫衛條件，加上又有大量的工坊吸收勞動力，就能產生這樣的上限。
而但凡土地大量集中在某個或者某幾個世家的州府，雖然他們掌握了大量的優質土地，但土地產出的大頭，和「佃戶」「家生子」無關。於是丁口增長，便是揚子江兩岸最低的。
至於藏匿人口，存在帳面上沒有的大量「隱戶」「黑戶」，卻又是這些世家的光榮歷史。這一點，不用馬周去細說，李董也是一清二楚的，並且他們李家能夠起來，本身就是因為藏匿了大量的廝殺漢，更不要說種地的「隱戶」「黑戶」。
造反起家的時候，李董不介意家裡這樣的人多一些，但當家作主之後，李董就很介意做同樣事情的人。
「屁股決定腦袋，《約束藩王論》，劉洎未必是要是說真的去約束藩王；同樣的，《揚子江丁口增長考》，也不是真的就要考察一下長江兩岸的人口增長。外朝的的確確可以借著黃門侍郎劉洎的策論，去約束宗室，那末，內廷作為皇帝的耳目爪牙，不能拿著劉洎的文字，去約束那些世家大族嗎？」
洛陽準備掀起什麼運動，張德不在意，這些和武漢是無關的，因為武漢表面上看是處於整個大唐體制之中，可實際上，又超然在大唐體制之外，很具有欺騙性。更何況，私心也好公心也罷，張德頭頂還有個長孫無忌，不僅僅是皇親國戚，還是朝廷干臣，就算天上打雷，也得先劈這麼個玩意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