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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這話，大使眼睛一亮，看來是想出了些什麼。楊從容很識趣的閉嘴不言，倒不是他不想居功，而是所有考慮方才都已經合盤端出。真正走什麼道路，他也不清楚。
「我原本想的是官家想讓咱們撤退，現在反倒覺得官家是想讓咱們安全。若是如此，我等就走蒙古人境內。」大使給了答案。
「走蒙古人境內？」楊從容懵了。
「蒙古人並不截殺商隊。我等沒辦法一次撤走，須得分批撤離。」大使給了答案。
「走埃及不是很近麼？」
「一邊是瘟疫，一邊是聽聞見到那邊有人過來就殺的蒙古人。走蒙古人那邊，就得和蒙古人打仗。咱們這千餘人隨便有個閃失就是許多人命。走埃及那邊，萬一染病怎麼辦？」
聽說要走蒙古人的境內，有人立刻表示反對，「我等把水和乾糧帶好，路上不喝當地的水，不吃當地的食物。只求快速通過埃及。這應該沒問題。走蒙古境內，難倒就不會有閃失麼？咱們又沒有可靠的商隊。被蒙古人發現咱們是宋人，只怕就走不掉了。」
楊從容比較認同走埃及路線，大宋好歹也有上千號人，在以往的戰爭中，蒙古軍遇到大宋千人的軍隊，基本上沒辦法。大家又不是真的要打仗，而是要行軍。走過那百十里路，就可以抵達紅海口的兵站。大家就可以乘坐船隻唱著歌回家。
本想參與反對大使的人群，楊從容很快就發現反對者的人數遠高於支持者，以至於楊從容根本沒機會插嘴。就在大使眉頭緊皺，面色不善的時候，有人前來稟報。東羅馬皇帝派宦官過來。
東羅馬宦官到了大使館，只見到了大使以及楊從容等少數幾人。宦官神色有點慍怒，他直截了當地說道：「皇帝陛下是要你們解決瘟疫，怎麼就變成了清掃城市。」
「若是城市十分骯髒，髒東西在空氣中瀰漫，怎麼能指望大家都沒事。」大使毫不客氣的頂了回去。
宦官見大使毫無退讓的意思，忍不住怒道：「陛下是讓你們先保證王公貴族的安全，若是王公貴族們都惶惶不可終日，哪裡還有心思治理國家。」
楊從容本來在猜想大使的態度為何突然這麼強硬，他覺得大使很可能是希望把這件事弄黃，接著就可以順理成章的撤退。若是東羅馬帝國哭著喊著抱著大宋使團的腿請求幫助，大宋使團還真得留在君士坦丁堡幫著應付瘟疫。
現在聽宦官的發言，他心中一陣的不快。大宋這十幾年裡面動輒就寫口號，官員幹部動輒開會。杭州這個地方與君士坦丁堡一樣，是個水路要衝。南來北往的人多了，瘟疫也多。每一兩年爆發一次，有時候連著爆發相同的瘟疫。有時候瘟疫每次都不同。
直到新的防疫理論出來，朝廷搞起了『愛國衛生月』，加上接種各種疫苗，傳染病才被有效限制。這些官員們不得不承認官員和百姓在瘟疫面前沒有分別的事實之後，對於不治理民間的做法就非常反感。上層衛生狀況普遍姣好，真正危險的恰恰是民間。
楊從容心中不快，大宋大使也不快地答道：「你認為瘟疫還分人麼？得了病，都會死。」
「百姓死了多少，只要皇帝還在，貴族還在，東羅馬就不會滅亡！」宦官的回答同樣非常不快。
楊從容心中一驚。那本《社會契約論》開篇就談及的核心問題是『到底是現有國家還是先有人民』，趙官家很明顯是中國文化繼承者，中國文化裡面認為先有人民後有國家。孟子甚至主張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在東羅馬帝國的上層的理解與孟子恰恰相反。明顯是『君為重，社稷次之，民為輕』。好像投降蒙古的臨安朝廷也這麼想……
「東羅馬也不是沒人到過大宋，我們的愛國衛生月每個年都搞，想來東羅馬應該知道一二。對我們來說，城市衛生無荒地。若是你們不能用我們的法子，就另請高明吧。我們只會這種包括整個城市的辦法。」
話說到這裡就沒有商量的餘地。宦官憤憤然而去，大宋使團這邊也處於非常不高興的狀態下。楊從容忍不住問道：「這是故意的麼？」
「故意個屁。」大使怒道：「我家裡人就有五個人死在瘟疫上，我最受不來的就是這種嘴臉！」
楊從容不敢吭聲了。事關別人親屬，那就沒什麼好談。以前的時候覺得瘟疫是瘟神帶來的，大家不得不屈從與瘟神的神力。現在得知瘟疫只是些細菌入侵人體帶來的結果，人類完全有能力自救。這時候許多人對於衛生防疫就有了強烈的態度。楊從容有同學就是這樣。這種情緒化的事情別說商量，就是提出任何不認同的意見都會爆發衝突。
之後眾人就繼續討論怎麼撤走。大多數人都支持走埃及，最後大使不願意，眾人不得不給大宋發了個消息。趙嘉仁接到消息的時候已經是大宋326年4月的事情，這就更加激發起了趙嘉仁對於黑死病的想像。
歷史上的黑死病是不是鼠疫，還是鼠疫的某個變種，這個在醫學界有爭論。但是黑色病本身的可怕令人膽寒。據說黑死病是蒙古西征時候帶去歐洲的。但是也有說法，東羅馬早就遭受過鼠疫的泛濫，死傷慘重。
當墨西拿港開始爆發瘟疫時，一位名叫邁克的芳濟會修道士正在那裡的教堂當牧師。根據他的記錄，當時「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麼所有拜訪過他、和他做過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墳墓里的人很快都會步其後塵。」瘟疫傳染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於裝滿屍體的車子像洪水一般湧向教堂，以進行最後的基督教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