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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把“申禁人民無得出海與外國互市”定為國策。朝廷則實行一種非常可笑的朝貢貿易的形式：中國是“中央之國”，周邊各國都是藩屬，藩屬國要接受中國皇帝的承認與冊封，要派遣使節到中國覲見皇帝，呈獻貢品，並且接受皇帝的賞賜（回賜）。名為朝貢與回賜，其實就是貿易，因此叫朝貢貿易。當然在朝貢中也附帶進行一些商人間的貿易，但規模很小，僅局限在市舶司，而且朝貢畢竟不是經常性的。而即使是如此小規模的貿易，到嘉靖二年也被禁止了。由於日本人內部為了爭奪朝貢貿易的特權，在寧波港發生械鬥。明朝政府以此為藉口，關閉市舶司，中止了所有朝貢貿易。但貿易是客觀存在的需求，禁是禁不了的，於是國家海禁，民間必然走私。

　　  海禁與走私是對立面，海禁要用武力，走私就要武力保護，對立必然導致軍事的對抗，到了一定程度就會爆發成大規模大範圍的動亂，甚至是造反，於是就有了倭寇之亂。刑部主事唐樞寫給浙閩總督胡宗憲的信中說：“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盜”。領導戚繼光、俞大猷主持浙江抗倭的譚綸說：“諸貨皆一切禁罷，則有無何所於通，衣食何所從出？如之何不相率而勾引為盜也”，明確的道出了倭寇之因。  

　　  而謝杰（右副都御史）在《虔台倭纂》中則說得更為透徹：所謂倭寇“皆潮人、漳人、寧紹人主之也……漳潮以番舶為利，寧紹及浙沿海以市商灶戶為利，初皆不為盜……撫設而盜愈不已，何也?寇與商同是人，市通則寇轉為商，市禁則商轉為寇；始之禁禁商，後之禁禁寇，禁愈嚴而寇愈盛……於是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

　　  如此說來所謂倭寇之亂其實也是官逼民反，其性質和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並沒有什麼兩樣,至少它是中國的內部動亂問題。雖然其中有少數日本人，但那是被中國人僱傭的，與日本侵略或者日本海盜是搭不上邊的。其實當時人對此是清楚的：“官兵利於斬倭而得重賞，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以訛傳訛，皆曰倭夷，而不知實中國人也”。即使是官方的《明史─日本傳》也說倭寇中日本人只占十之三，而當時人的著作中的說法是“倭奴直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一”，而實際可能更少。汪直等人是作海上貿易的，與日本聯繫密切，於是從日本僱傭了，其實也可以說是騙了一些人來當兵，“華人狡，善騙夷”，日本人在倭寇中的地位其實很低。而地方政府和官兵為推卸敗之責，誇大勝之功，“明知中國人，而稱倭夷”。在當時是掩耳盜鈴，到後來就成了“以訛傳訛”，於是明明是中國人自己的動亂造反就成了“倭寇”，就座實成為日本海盜了。  

　　  作為造反者，倭寇之擾民當然也是事實，但倭寇本是當地之貧民，劫官府、富戶有之，擾民並不烈。從當時的一些記載來看，不少鎮壓倭寇的官兵擾民更甚，而倭寇在沿海地區的普通老百姓中卻擁有廣泛的支持。萬表（都督同知）《海寇議》等記述：當地百姓“明知海賊，任其堆貨，且為之打點護送，如銅錢用以鑄銃，鉛以為彈，硝以為火藥，鐵以制刀槍，皮以制甲，及布帛、絲棉、油麻等物，大船裝送，關津略不盤訊，明送資賊，繼以酒米”；“近地人民或饋時鮮，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濱海頑民每見官兵動靜則星火徒報，官府密令哨探則推避不從。寧殺可愛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賊。”；“兵入其地，詢賊情形，問找道路，悉為所誤”。

　　  這可幾乎是要“軍隊和老百姓，咱們是一家人”了，和我們想像中燒殺搶掠的倭寇印象可差得太遠了。倭寇之本意在通商，倭寇首領王直的口號是：“要挾官府，開港通市”，他在給朝廷的《自明疏》說：“竊臣覓利商海，賣貨浙、福，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反罹籍沒家產，臣心實有不甘”。通商之利巨，而通商需要穩定的環境，即使為了自己的利益，倭寇也不可能如流寇那樣劫掠無忌。

　　  而且應該說倭寇還是一次有進步意義的歷史事件。雖然動亂總會帶來破壞，但倭寇是對海禁的反抗，是閉關自守的中國為爭取開放，爭取走向商業社會，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少有的一次抗爭，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自發的一次表現，其積極意義絕非一般的農民起義可比。

　　  那是一個屠殺“天才”的時代。天才的商人和經營家汪直被逼得“轉商為寇”、人頭落地，天才的戰將戚繼光在鬱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戰略家胡宗憲在獄中慘死，天才的改革家張居正死後被抄家滅門。然而，最淒涼的還是天才的紹興文人徐文長，這個曾被胡宗憲獨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雖曾“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徐文長後來瘋了，袁宏道的〈徐文長傳〉稱，晚年的徐文長有時用斧子砍破自己的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有時用“利錐錐其雙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裡，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像王直、胡宗憲、張居正一樣知其不可而為之，最終被同胞們陷害；要麼像徐文長一樣先是佯狂憤世，最終瘋狂自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