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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明朝各地百姓改種經濟作物的情況十分普遍，有的大族甚至幾萬畝地同時種棉，這麼多人種棉花，種桑苗，那麼多作坊僱工進行紡織，做出的商品堆積如山，得有人買。
如果沒有人買，作坊破產，作坊工人失業，種植棉田的大士紳也會血本無歸，這會引發巨大的社會危機和動盪。
在王彥鼓勵商業之初，第一批投身商業的人基本都發了大財，國人見別人賺了錢立刻蜂擁而上，已經失去了理性，各地作坊如雨後春筍一般出現。
作坊的生產迅速擴大，作坊主盲目擴張，以為只要把布織出來，就能賺錢，可是他們不知道生產擴大了，市場卻沒有變，花大價錢織出來的東西，可能沒人買，而一旦沒人買，那麼問題和危機就來了。
明朝人口眾多，生產能力強大，生產出來的瓷器、棉布、絲綢、書籍等等物資變多後，這些東西的價格便迅速下降。
如果沒有新的市場來消化這些東西，必然會引起大批商人和地主破產，那王彥的改革便立刻失敗，而大明的社會變革也將終止，退回到之前的農業社會。
王彥現在是上了一架全速行駛的馬車，他停不下來，必須要為商賈尋找新的市場。
他從下面得到了信息反饋之後，與眾人進行商議，決定從內部、日本和南洋三個方向，來尋求解決方案。
大明朝人口五千多萬，市場龐大，但是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並未完全解體，農業社會還是明朝的主體，明朝實現商業化的還只是南京、杭州、蘇州、廣州、武昌等大城市以及周邊地區，市場還沒有完全發展起來。
想要擴大市場，就要把更多的人裹挾到社會轉型的浪潮中來，這很殘忍，但是不得不做。
南洋和日本則是外部的市場，如果能得突破，便能為大明的商品，找到更多銷售之地，同時將更多物資和原料運回大明。
此時明朝的商人和開明的士紳，已經開始具有了一定的侵略性。
這次明朝主動對西班牙採取敵視的態度，以及派遣使者出使日本，可是說主要的原因，便是因為商人的助力，是由他們推動影響了朝廷的國策，這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王彥反應之所以這麼迅速，沒有等到手工作坊大規模破產，才反應過來，則要感謝五德號的及時反饋。
五德號是大明最大的錢莊，許多商號為了方便交易，都將銀子存放在五德號，甚至朝廷的稅銀也都委託五德號運送，這使得五德號的庫房中存放了大量的白銀。
錢莊除了將銀子借給朝廷之外，同時也借給民間的作坊，甚至借給其他錢莊讓他們去放貸，也正是有他們的催動，各地的作坊才如雨後春筍般出來。
錢莊的錢畢竟不是錢莊的，而是商號和士紳們存放的，錢莊拿這些錢借雞下蛋，心裡也是比較虛的，要是借出去的錢收不回來，而商號又來提銀，那錢莊就有倒閉的風險。
因此錢莊十分警覺，發現市場變化，錢借出去許多，卻發現許多作坊生產出來的東西居然沒有賣出去，或者是商品的價值縮水，便立刻緊張起來。
原來預期能收回的借款，出現了拖延，錢莊內的存銀出現緊缺，五德號便向最大的債戶大明朝廷催要欠款，朝廷一調查便發現了市場存在的風險和巨大問題。
眼下在這個社會變革中，捲入的勢力，包括各大商號，各地的手工作坊，還有提供原料的地主士紳，數以萬計的佃戶和工坊工人和五德號，這些勢力一環扣一環，要是變革失敗，那便是大家一起爆炸，全部完蛋。
王彥自然不能讓五德號破產，朝中大臣也在各方勢力的驅使下，要求朝廷開拓新的市場。
當然，其中反對的聲音也不少，有出於道義考慮，認為西班牙與我朝無冤無仇，而我朝卻冒然採取敵視之態，欲奪取呂宋地區，甚為不義，非天·朝所為，也有因為與日本重新修訂條約，會影響他們對日本市場占有的大海商，但是這都比不上楚黨的聲音大。
五德號是王彥的核心利益所在，那些作坊一定不能倒，這就向後世房價不能跌一樣的道理，作坊倒閉，就會連累五德號破產。
五德號絕對不能倒，而想要五德號不倒，就得給那些借了錢的作坊找到市場，讓他們將東西賣出去，賺了錢，五德號的銀子才能收回來。
此時，明朝與金國的戰事已經停手，多爾袞見明軍撤出漢中之後，也見好就收，南下至徐州、洛陽兩地清軍鐵騎，又返回北方，準備再次打擊西蒙古。
明朝這邊見戰事暫時打不起來，也重點轉向內政。
出使日本的使團，由禮部理藩院主事錢秉鐙，帶著明朝的國書和王彥寫給幕府將軍德川家綱的親筆信，他們乘坐兩艘海船，從南京出發經過琉球直接駛向日本。
歷史上的日本，還是很希望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甚至有爭貢之役，之後倭寇之亂，也與中日正常的勘合貿易被停止有關。
至於現在的德川幕府在建立之初，德川家康便迫切的希望與明朝恢復貿易，他不僅通過朝鮮，還通過琉球，向大明示好，但是朝鮮和琉球都存了自己的心思。
朝鮮與日本有仇，自然不理日本，琉球是明日貿易中間的二道販子，如果明朝與日本恢復貿易，那對琉球而言是損失了自己的利益，便也不盡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