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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王彥對此也比較疑惑，只是從表面上以為是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但後來聽陳永華說起另一件事，才知道並非他想的那麼簡單。
像是在蘇松、福建的漳泉等地，即便是親朋之間借貸，也是要立子據，標明每年的利息的，可以說是白紙黑字，並且大家都覺得很正常，但要是在湖廣、四川等地，找親朋借貸，對方要收利息，那就會讓人覺得有些不是人，太不近人情。
這其中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大多是因為兩地社會的差異，蘇松、漳泉這些地方已經有數百年的商業傳統，這裡的人琢磨的就是怎麼賺錢，他們精於此路，逐漸進化成了商業社會，而湖廣等地還是傳統的農業人情社會，所以才會存在差異。
在這些有商業傳統的地區，有人要辦作坊，那麼立時就可以招來帳房、工匠、掌柜等等人才，馬上就能辦起來，他們知道該如何運作，但其它地區，便需要一段時間的摸索，才能玩轉，劣勢顯而易見。
中國歷代以來，經濟發達之地，就那麼幾處，除了他們占據地方的便利之外，主要是這些地方已有了幾百年的商業上的傳統，基因被深深埋在當地的土壤中，而其他地區想要形成這種基因，怕至少需要兩三代人。
蘇松重新成為大明的棉紡和絲織中心，上繳的賦稅，比西南幾省還多，是讓王彥比較震驚的。
作為監國，王彥很關心百姓的生活狀態，只有百姓富足安康，他作為大明的實際掌控人，內心才有成就之感，才會愉快。
有的人愛財，有的人愛美色，有的人喜歡權利，而王彥就喜歡天下對他的擁戴，好個好名聲。
三月間，王彥為了整個大明的商業發展，領著眾多官員，巡視蘇松兩府，來學習經驗。
蘇松兩府位於長江下游的出海口，屬於衝擊平原，土地肥沃，物產富饒，千料以上的大海船，都能直接駛來，還有大運河穿過，交通十分方便。
從宋代開始，蘇松就是中國的紡織中心，明代以來，蘇松的賦稅更有半天下之說。
現今蘇松的賦稅也極高，不過主要來自紡織作坊帶來的商業賦稅。
蘇州在明朝時的地位與今日相比，是大不同的，他是明朝最大的商業中心，鼎盛時期人口有六十餘萬戶，人口近三百多萬。
蘇州在宋代時人口就過百萬，而同時期的巴黎、倫敦不過是個五萬多人的鄉村小鎮而已，而在明朝蘇州依然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
明朝《蘇州府志》記載：「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鎮者十之三四，散處鄉村者十之一二。」這言明了明代江南地區，高度的城市化，而明朝記載的「蘇郡吳閶至楓橋，列市二十里。」則是在向後人炫耀他的繁華。
市場綿延二十里，這在今日都不敢想像，以至於許多人，不敢相信明朝時的中國就這麼發達，反而盲目崇拜近幾百年才靠掠奪崛起的西方。
如果說有人懷疑這一點的話，那西方的資料中也有對明朝地區的記載，如《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五卷第十八章《郭居靜神父和徐寶祿在上海》中有一段話，提到了明代上海城市的規模和人口數量。
「本城的名字是因位置靠海而得，『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城的四周有兩英里長的城牆，郊區的房屋和城內的一樣多，共有四萬家，通常都以爐灶數來計算。中國人的城市有這麼大量的人數，聽了不必大驚小怪，因為即使鄉村也是人口過分擁擠。城市周圍是一片平坦的高地，看起來與其說是農村，不如說是一座大花園城市，塔和農村小屋、農田一望無際。在這一片外圍有兩萬多戶人家，與城市和近郊人口加在一起共達三十多萬人，都屬同一片城市管理！」
上海城與近郊，人口就有三十萬，整個縣的人口其實在洪武二十四年，就已經有五十萬人，而上海在江南還不算是特別重要的城市。
蘇州是江南大城，他在明清戰爭中，受到的波及相對較小，並沒有如崑山、江陰、嘉定那樣舉城相抗。
這可能是有產階級軟弱性的一種體現，城內沒有被大規模的迫害，不過受戰爭的影響，人口還是減少一半，特別是城外的商戶，還有近郊的居民基本逃散。
明朝光復江南之後，除了唐魯叛亂外，近些年可以說十分太平，許多人有遷回了蘇州，城外的商鋪酒樓又多了起來。
如今江南地區的新生人口雖然快速增加，不過想要恢復到鼎盛時期，怕至少還要十年，要等到那時，人口才會出現一次爆炸。
蘇州的知府姓薛，名宗周，是個抗清義士，歷史上也早就失敗被殺，但此時他是共治元年的探花，下放到地方幹了四年知縣，政績卓著，被破格提拔為蘇州的知府。
薛宗周三十多歲，留一撮小鬍子，文人的清瘦樣，不過精神卻很好。他接到王彥到來巡視的消息，清早便領著蘇州官員出城二十里，到楓橋來迎接王彥。
「監國，那片良田，都是今年新種的桑苗！」
王彥順著他手指的大片農田望去，只見遠處田地里有帶著斗笠的農人正忙碌著，連大些的孩童也幫著打理桑苗，小些的則在田埂家玩耍，不禁問道：「人手好像不多啊！」
「回稟監國，很多人都在城中的作坊上工，所以在外種桑的人便少了一些。畢竟在作坊不用風吹日曬，收穫卻並不比種田少，不過蘇州府正從臨近的州縣招募長工過來，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薛宗周行禮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