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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杭州待了不足半月後，王彥便因為時局變化，攜戰船五百艘，軍民三十萬，再次向天南而去。

　　  杭州城外，錢塘江邊，左懋第、黃道周等大臣為王彥擺酒踐行，依依告別。

　　  廣東在北宋時還是流放犯人，安置貶官之處，如今雖然已經開發，但畢竟位在天南，遠離江南，去了便再難回來。

　　  「馬輔熱衷於主和之策，然北虜信譽使人擔憂，遲早必然南下。彥身處天南，鞭長莫及，左大人與諸公在朝，當時刻提防此事。」王彥向諸多臣公作揖道。

　　  「士衡放心！為了大明社稷，漢家山河，吾等定然提起精神，為朝廷保駕護航，不使北虜有可乘之機！」左懋第扶住王彥之手，肅然說道。

　　  「如此朝中諸事，便拜託諸公了！」王彥再行一禮道。

　　  「士衡此去，切莫灰心，當於天南，經略地方，整得兵馬。若戰事再起，便是復起之時，朝廷必然招士衡北上作戰，收拾舊河山！」左懋第安慰道。

　　  「北虜未滅，河山未復，彥豈敢懈怠！」王彥正身道。

　　  「如此，吾就安心矣！」這時左懋第拿起一杯踐行酒遞給王彥，有些傷懷的道：「此去經年，士衡一路平安。」  

　　  王彥接過酒杯，一飲而盡，心中亦十分傷感，但卻未表現出來，反而豪氣的道：「今日別過，風雲再起時，再與諸公相見！」

　　  當下左懋第便唱起了泗州城外，王彥為他所作之歌：「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唯有別離多。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幾時還，來時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壺濁灑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王彥登上大船，送別的歌聲，依然自岸邊傳來，心中甚為感動，亦作詩曰：「登舟欲南行，岸上離歌聲，萬水千山路，天南無故人。」

　　  錢塘江岸，亦有數千杭州之士民自發相送，他們是感謝王彥守揚州，擋虜騎兩月，後又讓多鐸自杭州城下，撤兵北返，使杭州免於戰火之恩。

　　  正是「錢塘江岸滿匯吳，因感將軍御胡虜，誰令王師離杭地？士子鄉翁淚相送。」

　　  蘇州府，蘇崑生帶著許嫣嫣、李香君、李貞麗三女逃難至府城，便尋得一間客棧住下，三女帶了些盤纏，尚能消耗一些時日，只是三人卻沒有什麼謀生的手藝，遲早要坐吃山空。

　　  這時，許嫣嫣卻又因為誤以為王彥已經殉國，傷心悲痛之下，一病不起，李貞麗請來郎中醫治，郎中卻言：「身病易治，心病難醫也！」  

　　  盤纏本就不多的三人，因為許嫣嫣病倒，又花去不少銀錢，身為二女義母的李貞麗，自然肩負起照顧二女的責任，她眼看著銀錢越來越少，心中不由得焦急不已，最後只得跟隨蘇崑生轉轉於各個酒樓，靠賣唱掙一點銅錢，免得坐吃山空。

　　  昔日秦淮名妓，媚香樓之主，本衣食無憂，過著比普通人富足太多的生活，如今一朝驚變，已經徐娘半老的李貞麗，卻迫於生計，故作笑語迎他去。

　　  這一日，李貞麗獻唱完，便同蘇崑生坐於酒樓一角，吃點簡單的食物充飢。

　　  大堂里一清瘦的長衫老者，正準備登上酒樓內的高台，李貞麗知道，這是這間酒樓新來的說書人，據說是位從北地一路南逃的老秀才。

　　  家國破碎，胡虜南侵，無數文人士子南渡，失了生計，只得棲身於酒樓貨棧，甚至成了勾欄里的填詞作曲人。

　　  明代市民階層興起，各種小說畫本層出不窮，加上南戲興起，使得人們生活日漸豐富，聽書看戲成了人們生活的一部分。

　　  有人說，明代文化上，開始底層話，通俗化，比之唐宋，可以說是「不務正業」，時人更好散記，小說，小曲，從高雅走向低俗，思想上運不及唐宋，但這種轉變就真的不好嗎？  

　　  張岱的《夜航船序》中寫道：「惟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成，然後習為手藝。」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什麼？可以看見一個新階層的興起，街上的手藝人，也都是讀過書的。

　　  以往的唐宋是精英社會，而明代市民開始慢慢掌握話語權，整個晚明社會正處於慢慢的變革之中。

　　  這與當下網絡文學的興起，何其相似？

　　  再看明代的另一個社會風氣，思議朝政。

　　  萬曆年間的首輔沈一貫曾寫道：「往時私議朝政者，不過街頭巷尾，喃喃耳語而已，今則通街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路，扺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敗，人無不樂聽者，此非一人口舌使能聳動，蓋緣眾懷怨憤喜於聽聞者。」

　　  明代社會與唐宋相比，皇權專制已然鬆動，百姓什麼都敢講，什麼地方都能講，講的還是朝廷的諸多錯誤，而且還很有市場，市民們都很願意去聽。

　　  以前都是士大夫掌握話語權，而明代，市民們也能通過說書唱詞等等方式說說話了，所以明代社會正在變化，它打破了原來非常刻板，非常嚴格的規定，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有很多不好的東西，因為它破壞了舊的體制，新的又未能建立，使得社會思想混亂，市民在政治上形成迷茫，讓朝廷失去了向心力。

　　  這樣的變化，與當下何其的相似，歷史上幾朝能有？